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_【英】麦大维（David McMullen）_9787520337939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是麦大维先生积25年之力撰成的唐代儒学研究的代表作，将唐代儒学的演变与学者群体及学术机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对学校与祭孔、经学、国家礼制、史学、文章观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每一领域独立成章，按照高祖及太宗朝、650-755年、安史乱后三个时段，依序梳理学术环境、学术活动和学术观点发生的变化，总结各领域及其子领域的学术发展轨迹，分析中央政府学术主导地位的渐趋弱化，以及学术与文学独立性的日益增长，彰显中央权威的衰落和稳定环境的消逝这一共同趋势，证实唐代的学术分期符合唐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通过系统而全面、详实而缜密的研究，有力地扭转了传统思想史忽视唐代及其儒学遗产的倾向，特别赋予汉、宋之间的唐代儒学以重要历史意义。

中译本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是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在这数十年间，思想、政治、社会、科技所产生的强力影响，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追求。上世纪的冷战和热战，交往方式的巨大变化，知识生活的自由风气，性别观念的发展，以及数字革命的浪潮，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并为史学涵盖的所有领域带来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本书的研究完成于三十多年前，那时这些变化势头正盛。作为撰者，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却不可能时时跟上复杂而又多元的发展。所以，值得将本书置于唐代研究领域新变迭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战后初期，我在北欧接受的传统教育仍是比较保守的。所有弃科学而从艺术、人文的学童都接受了严格的古典学训练，他们自幼即学会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始材料，特别强调理解语法，甚至要求能够模仿古代经典作家创作希腊文与拉丁文的散文或诗歌。在具备良好的教育之后，古典学是一门极具启发性的学科，随处可见与上世纪诸般问题息息相关的思想。此外，古典学还向学生灌输想象并重构古代历史的信念，以及对古代史料尤其是文本的敬重。不过，在当时的北欧，人们关注的焦点仍是古典地中海以及古典时代以来的欧洲史。而伟大的东方古典文明，包括印度、中国与日本，尚未出现在课程体系之中。谈及于此，身为本书作者，有必要插叙一些个人细节。我很幸运，从小学到十七岁高中毕业，一直修习古典学。到十七岁时，已经领略一些主要的古典作家：诸如悲剧作家荷马（Homer），苏格拉底（Socrat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还有西塞罗（Cicero）、塔西佗（Tacitus）、李维（Livy），以及拉丁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贺拉斯（Horace）和维吉尔（Virgil）。虽则对他们的理解还不成熟，但最优秀的师者仍能传授年轻学子以激越之情。我依然记得阅读西塞罗的演讲、苏格拉底的辩护、维吉尔的诗篇时的那种兴奋。这一阶段我决意在剑桥学习古典学，部分渊于家族传统，部分出于高中时的兴趣。我想，一些中国学者有时认为其外国同行处于劣势，因为他们自幼并未接受文言文阅读的训练，而是直到大学才开始学习。但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古老语言的学习和古代文明的探索，为开展东亚历史研究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准备。随后，一个非同寻常的好运从天而降。195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有关青年男子强制服兵役二十三个月的规定已近尾声，但少数通过选拔者仍可利用服役学习俄语或汉语。我自告奋勇地选择学习汉语，在接受了为期十个月的基础普通话培训后，被派往香港从事低阶工作。在香港生活期间，通过与中国青年交朋友，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遗产有了初步的观感，直接改变了我的学术态度。我非常激动地认识到，中国自有其悠久的古代世界，且相关文献记载极其丰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完整记录文化历史的传统绵延不绝，这恰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所不具备的。因此，我郑重决定由古典学转而申请攻读汉学学位，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对此慨然应允。在攻读汉学学位的三年中，我第一次热切地立志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那时的训练极为重视古代汉语，课程伊始，我们研习先秦诸子，包括孟子、韩非子和庄子。要求详细解释早期汉语的语法，并能准确地译成英文。在剑桥那时的本科课程中，唐代历史的讲授格外出彩，激起我进一步研究唐代中国的雄心，其后便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此处还应稍事停顿，提示读者1960及1970年代中国中古史研究居于何种地位。在剑桥我们的老师中，有两位唐史研究的巨擘。他们既深入研读唐史的原始材料，又广泛涉猎东亚战前一代杰出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出版的唐史专著，至今仍是这一领域巍然屹立的丰碑。蒲立本教授之《安禄山叛乱的背景》，杜希德教授之《唐代财政》，彻底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中古中国的认知。能在那时得聆亲炙，我倍感荣幸。本书起初是杜希德教授宏大的英文汉学项目之一的组成部分。身为一名助理讲师，我应邀撰写《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卷中关于儒学传统的章节。事实证明，概述中古学术传统在有唐近三百年的演变轨迹，其艰巨程度比杜希德和我预想的要大得多。当然，该领域的研究基础早已奠定，但既有的大多数研究倾向于遵循传统路径，将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经学、史学等视作更大领域中的独立主题进行分析。然而，对这些单独的子课题进行总体概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之道已经遍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全部，并同样清晰地植入唐朝国家的制度层面。故此，有意识地将王朝政治态度与国家制度结构进行整合，是本书体例安排的主旨所在。参考文献可以显见我从东亚学术中获助颇丰。但是我们最好再次暂停，设想一下1960至1980年代的年轻学人有哪些研究工具可资利用。由网络文本和在线数据库引发的学术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刚刚起步，可用的参考工具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引得和索引。例如战前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或1950及1960年代日本的《唐代研究指南》系列，均是展开论证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不过，学术研究是一项极为缓慢的工作。1960年代的博士生用老式打字机敲打学位论文，不断的重写改订既耗时费力，有时更是花费高昂。往返东亚的旅程无比漫长，记得1964年我从台湾乘船返回剑桥，就足足耗费了数周时间。本书的准备工作也深受中国学界重大变革的影响。当我这一代年轻学者开始研究时，还不能访问中国或与中国学者进行讨论。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76年，当时文化革命尚未结束，学术氛围非常受限。直到1981年，我在新的交流计划下第二次访问中国，才得以与中国的唐史学家自由交谈。这一时期，原始材料主要是墓志铭的大规模整理与出版还处于初始阶段。1983年问世的两卷本图版《千唐志斋藏志》，使更多读者得以利用其所藏墓志。但在此之前，学者只能亲自前去查阅拓片。犹记1981年春我在山东大学查阅拓片的情形，乃得益于著名唐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的盛情襄助。当时由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尚未出版，从那时起，墓志铭的数量与重要性就在持续攀升。凡此种种，意味着本书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自出版以来，始于1970年代的学术潮流蓬勃激荡。广而言之，极大扩充的唐代史料现在几乎都能在线获取，足兹检索。唐代研究亦取得长足进步，学术交流和访问、学术会议和工作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资金也更加充足。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有专门的唐代研究期刊。就我个人而言，已经能够从本书所要求的整体视角出发，对个别议题进行更高程度的集中分析。事实证明，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个人方面，这都更能令人满意。当今西方世界的唐史学家还觉察到另一重要因素：他们的著作正在被大量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批判性阅读。我自己也已意识到由此带来的挑战，必须就目前中国学界所关注的诸多专业课题展开更精确、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具针对性的探讨。在中国的访问使我在研究方法上获益良多，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向中国学者寻求更多的学术建议。因此，听闻中国学者有意将我三十年前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内心充满惶恐与感激之情。尤其感谢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张达志教授，正是他们的耐心与宽容成就了这项有益的事业。同时，对于本书英文版中出现的错误，尚祈读者包涵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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