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_罗炳良著_978730313255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包含的内容，是我1987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至2010年7月病疗复出之后23年间撰写的有关两宋研究方面的文章。因为学识浅薄和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对宋代问题作全面、深入、系统研究，只能围绕若干专题断续考察，犹如惊鸿一瞥，匆匆掠过，虽得到些肤浅的了解，但却没有全面认识，故取名为《宋史瞥识》，非尽为谦逊，亦记其实耳。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史”字多种含义，其中史官、史书、史学、史事是几种主要的内涵。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的“宋史”也取广义，包含宋代历史、宋代史学、宋史学史或日宋史研究史3个部类的研究文章。大抵1995年9月以前，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宋代历史，所以前3编中的内容，除研究范仲淹的3篇文章是2006年12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成立前后撰写以外，其余全部完成于这个时期，属于宋代历史研究的范畴。1995年9月以后，我的专业方向改成中国史学史，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两宋史学，遂由过去研究宋代历史问题转为研究宋代史学问题，故第四编和第五编内容是研究两宋时期宋人史学成就和文献学成就的文章，属于宋代史学研究的范畴；而第六编则是对元代至当代学者研究宋史所获成果的研究，即宋史研究之研究，属于宋史学史或日宋史研究史研究的范畴。这个过程，大致反映出我从研究宋代历史，到研究宋代史学，再到研究宋史学发展史的历程，是以用2002年12月1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研究历史应当兼顾史学史》一文作为本书序言，可以看出我的摸索过程和认识轨迹。鉴于国内宋史学界有把10世纪至13世纪宋、辽、夏、金民族政权鼎立时期的历史称作“大宋史”的习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也收入1篇研究辽代文献和1篇评论西夏史著作的文章，略述所本，以示有所依据，庶免为例不纯之讥。

　　宋朝士大夫家族没有强大的宗族做后盾，而是以官为家，家族的兴衰系于封建国家，因而他们能够打破狭隘的宗族观念，不再一味注重自己的一己私利，而能够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命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谱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正是在宋代强宗豪族瓦解、家族利益依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这种变化，应该从宗法制度的变革中去寻找原因。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拟另文探讨。
　　（三）唐宋之际的经济变动使农村中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唐宋社会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繁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这两方面对宋代宗法制度由宗族向家族转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动，首先表现在土地制度方面，土地占有形态由封建社会前期的封建国家土地国有制为主转变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唐代均田制瓦解后，封建国家田制不立，无法重新分配土地，国家只能按照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赋税，至于土地归自耕农所有还是归地主所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关心的问题。这种政策实际上承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极大地刺激了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宋朝政府所谓的限田政策，不过昙花一现，根本无法实行，土地集中现象愈益严重，“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地主兼并土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购买土地是其主要方式。虽然宋代官僚地主占有土地数量总额很大，但不可能是在一地购买的，而是分散在几处，甚至不在同一州县，很难建立起跨州连郡的大庄园。在土地经营形态上，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经营方式衰落，封建租佃经营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宋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千年田换八百主，买卖频繁，地权不稳。不但一般地主经济地位不稳固，不可能世代承籍占有土地，而且官僚地主后代也很少有历经数世不衰败者，像北宋著名官僚富弼、王安石等等，其后人都不能保守祖宗基业，湮没无闻。即使赵宋统治者的宗室，仍不免沦为贫贱。”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宋徽宗以其曾祖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后代为皇室直系家族，而把赵宋宗族中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仅称同姓，渐渐疏远，以致太祖子孙沦为庶民。这些非身份性地主、官僚乃至皇族盛衰不定，富贵无常，很难保持其地位久长。宋代士大夫中流行的不为子孙后代置产的观念，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例如，一位官僚新建一所宅院，大会宾客，升工匠于堂，列子孙于庭，客人大惑不解，他指着工匠解释说：这是盖房的；又指着子孙对客人说：这是卖房的。后来不幸被他言中，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便因贫乏把房子卖为他人所有。可见在宋代土地、房子转换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形成强大的宗族显籍，而是枝分缕析，向家族转化。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