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1937—1945：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日战争_海外华西文献研究中心译_9787545516173

　　本书的内容以四川为主要场景来展开，通过书信的形式反映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生活，以及战时教育问题、战时文学问题、战后重建与发展、站时站后国际援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散点布局，以小见大，足以窥见当时中国抗战的全貌。本书在选材上视角独特，一般的抗战图书多选取宏大的叙事背景，追求完整性和系统性。它则独辟蹊径，由一群当时在中国身临其境的外国传教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及其见闻用书信的形式记录下来，真实、客观。不惟如此，本书还引用国外出版的中国历史来评述、解读、印证书信记录的历史事件，更加具有独特性。

　　前言

　　站出来的四川

　　微雨书细]

　　站出来的冲动

　　初次审视加拿大传教士浩瀚的历史文献，扑面而来的是醇厚的历史气息。细细玩味，觉察气息混杂着“站出来”①的冲动，难道这就是文献的关键贯通之处？感触之余，更有“站出来”的冲动——把文献提及的历史本事详考出来，以尽量接近当时的事实。

　　本书选取的文献，以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多伦多）所藏华西信件(1937—1945年)为主，数量上千封，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其中有关历史本事的华西信件，数量不少。如：1937年12月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先生休假归来，途经日本，从上海上岸，经由长江进入四川，回到成都。其间他写下了诸多有关历史本事的日记书信。

　　信中他提到对日本的印象：这个国家表现出对美不同寻常的欣赏——罕有的天然风光之美，极其普通的松树和住房也散发出独特的、不加修饰的艺术气质。各个行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效率，学校快速扫盲，火车快捷、准点和舒适，敞亮的房屋，等等。还有极其“天真”的民众，他们相信（当然也有例外）军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攻击中国可以让中国臣服。军国主义孕育了人们的绝对服从——非理性的，不加思考的，学生很少产生不同于上级的个人意见。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意味着日本民众不易自觉改变，或者军国主义短期不会发生突然的崩溃，但将来一旦这种势头逆转，军国主义的垮塌将不期而至，①那时这种垮塌是可怕的，也是致命的。这也是中国坚持的力量所在，坚持下去，直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垮塌，因为它支撑着日本的军队。中国军队初期可能会节节败退，但其反抗的力量会慢慢聚集，直到双方力量对比转换。写到这里，云从龙先生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信中提到一名中国军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与日本开战，可能会输掉每场战役，但会赢得这场战争②。”对此蒋介石毫不隐讳，1935年他曾经有一段讲话：“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③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 。

　　身为传教士的云从龙，一直有一种感受：表面上中日两国发生了战争，但人们内心深处却保有良好的心愿——静待战争的阴霾散去，和平愿望不断生根、发芽和开花。就如信中他所提到的，上海的枪炮声已被一位日本售货员的回答所掩盖——这是对他的四川朋友说的：告诉他们，这不是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军国主义挑起的。日本人民并不需要这些，他们愿意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场战争只会产生仇恨，无论发生什么，基督徒应该捍卫我们的和谐与友爱。对于这一点，早在1935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日本军营就曾回答：“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以上就是本书要讲的三件历史本事：日本的不宣而战、中国的初期败退；中国反抗力量在四川等内陆省份的顽强聚集；最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队伍不断壮大，直到赢得人们内心深处所盼望的和平。本书主要围绕这些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

　　两种属性

　　对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就是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对发生事情的认识，加以整理和分析，使认识成为一个整体。①解读加拿大传教士的华西信件，首先要确定解读信件的认识系统，即外国人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认识②；其次再来分析这些信件的文献属性和特征。

　　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当一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就会出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这显然不适合叙述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以来，外国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便把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中西方学者所习惯的。①自此，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特征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②，这种关系自1912年以后进一步加深，演变为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或外国入侵中国的影响。这也是西方学者特别容易研究的领域，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③。更为重要的是，信件的作者是外国传教士，西方学者的语言系统和认识体系与他们的高度相容。另，信件的书写时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入侵中国，构成信件的主要话题。最后，考虑文献资料的利用情况（本书文献说明部分对此有详述），《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无疑是我们解读华西信件的理想工具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提出了外国势力的影响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另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抽象词语——沿海中国④。这首先就是一个带有地理属性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偏好相吻合——扩张性，通过海洋扩张，影响到中国东南沿海；依靠贸易⑤，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展自由贸易，包括广州的鸦片贸易；军事，作为沿海贸易的后盾，也作为入侵中国的力量。这就引出另一个重要的带有地理属性的词语——条约口岸⑥。条约口岸最早出现于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当时条约并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但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可以从条约的某些条款受益。①相对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更得益于条约口岸的开放②。特别是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③，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内地并迅速发展。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15年后，即1889年增至3倍；1905年上升到3 445名；而到了1919年，新教传教士已有6639名。因此，外国势力影响中国的地理路径为：由沿海贸易到条约口岸，通过条约口岸扩散；更多通商口岸开放，通过通商口岸扩散到内地。传教士作为外国势力之一，自然参与了这个带有地理属性的过程④。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分辨出近代中国四个时期（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其目的是为近代中国找到几个具有某些内在连续性的时期，每个时期内适用于线性模式的解释，而时期之间的变革或跳跃适合循环模式的解释。我们选取的华西信件时期是1937—1945年，属于近代中国的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事件与信件内容有关，即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影响和日本入侵中国，它们将形成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

　　华西信件的地理属性特征。沿着上文的分析思路，很自然地梳理出四川作为传教地区的基本条件：加拿大传教士1892年进入四川，而1890—1905年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四川属于长江流域省份，而长江流域一直是英国传统的利益范围，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地；成都是新教传教士八个驻地中心之一，重庆于189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四川地处内陆，对外交通主要依靠长江水路；成都平原灌溉条件好，农业经济发达，具有“内陆中国”的主要传统。加拿大传教士来自西方国家，作为外国人进入中国，都会遵循“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因此，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产生的文化冲突要比在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来得更为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传教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破了过去传播福音的界限，走出布道站，更多地进入医院、学校，进入社会，积极参加医疗、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与四川自身的改革要求相吻合。他们的信件中对这些变化有所叙述。

　　华西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战争时期，四川处于后方，经常遭受日军空袭，加拿大传教士的房屋财产、学校医院受损严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加拿大传教士尽管持有相对保值的加币，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另外，国际关系和战事变化①也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一些波动②。信件对此的叙述值得我们关注。

　　既然华西信件有了两种属性，上文的关键词“站出来的冲动”可以作相应调整。“站出来”具有典型的时间属性，用来隐喻③反抗力量聚集的时机，而这里能准确表达地理属性的词汇应是“四川”。信件的作者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尽管因休假、回国、参加会议以及购买设备可能短暂离开四川；另外四川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工厂、学校等各种资源内迁的主要内陆省份。因此，上文的关键词调整为——“站出来的四川”。

　　批注

　　① 信件内在的时间属性。一般说来，人类的思维习惯是运用类比。比如在时间的确定上，常使用“前”或“后”等空间词语来表达；在时机的选择上，也常使用“站出来”等动作词语来表达。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8页。

　　批注

　　①·狂热军国主义背后存在的隐忧。其一，支撑战争机器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1939年初，每天约450万美元的军费开支，总数已达25亿美元——3倍于日俄战争的开支。庞大的战争支出将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只有通过国债来弥补。1931年日本国债只有60亿日元，到了1939年初，已超过160亿日元，而日本每年国民收入也就160亿日元。支出增加的同时却是收入的减少。日本的外贸出口已减少20%，出口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影响到日本购买原材料和军事设备的能力。（详见John Gunther inside Asia，第P43—44页）。其二，日本一再违背国际合作准则，不宣而战，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1931年和1937年，日本无视《华盛顿海军条约》，以武力和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日本抛弃国际合作准则，导致日本外交孤立。布鲁塞尔会议以后，日本在国际上受到更严重的孤立和排斥。

　　②·1937年的中国，军事上弱于日本，但不能忽视其潜在的优势。其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最终结成，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西部内地大规模迁移。虽然中国的政治军事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改变，但至少在政治上已经有民众支持的基础，军事上有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游击，这都有利于持久抗战。其二，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外国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1940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加；1941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成为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③·四川作为内陆省份，这里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受外国势力影响较弱；成都作为四川的省城，又是全国的重要城市，未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在受到外敌入侵时，四川更有“站出来”的历史必然。

　　批注

　　①·叙事为文，论事为献，即文献。论事部分即对事情的认识，有过去的，也有今天的，需要综合处理，即文献的整理。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②·这两种认识系统，并非不相容，在有些场合也有结合。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已经在相互借鉴各自的研究成果。

　　批注

　　①·西方学者并不过分强调中国变革来自国外的原因，相反，考虑到更为宽泛的因素，把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页。

　　②·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大型戏剧——第一出来自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冲突；第二出派生于第一出，来自于中国自身变革的运动。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页。

　　③·西方学者不仅掌握了欧美历史研究的新技术和研究成果，而且能充分利用中国、日本甚至俄国的历史学术成果。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西方学者能提出不同于中国人的新观点，对历史事件有更加直接和细致的认识。

　　④·与“内陆中国”相对应的抽象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外国影响中国或外国入侵中国的渠道。“沿海中国”代表技术与贸易的次要传统，而“内陆中国”代表农业与官僚的主要传统。1842年条约口岸出现，“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开始扩散和发展，与“内陆中国” 的主要传统产生冲突，也刺激后者进行自我变革。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页。

　　⑤·这也是英国入侵中国的主要动机。怡和洋行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商人的想法就是赚钱：“忙于迅速交货，没有时间读《圣经》。”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8页。

　　⑥·条约口岸最初有5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到1917年，通商口岸总数已达92处。自1860年以后，条约口岸的数量在整个中国日益增加，影响力日增，它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4、206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7页。

　　批注

　　①·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定制度，在条约口岸居住的外国人，取得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2页。

　　②·新教传教士更喜欢条约口岸的舒适生活，因为19世纪50年代，内地还没有新教传教团体，传教士数量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传教士都带有家眷，需要安全的生活场所。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5页。

　　③·即《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先后签订，外国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也为1860年以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空前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新教传教士据新条约得到利益。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7—538页。

　　④·这个过程就是“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对“内陆中国” 的主要传统产生影响的过程。

　　详见关于“沿海中国”的批注。

　　批注

　　①·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召开，日本被孤立；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中国的外援；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而日本的处境更为危险；1941年8月美英发表《大西洋宪章》，日本已别无选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18—527页。

　　②·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他们的立场不断接近中国人的立场，他们已与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他们真正站了出来，他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更加深入。

　　③·隐喻是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多数情况下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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