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写在《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面世之际
外国文论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之被引介被借鉴的历程，确乎是一种理论旅行。
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是学派思想的旅行。如果以学派的辐射力为坐标，在当代中国留下最为深刻印迹的外国文论学派应首推以接受美学著称于世的康斯坦茨学派。
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与借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回望40年来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印迹，梳理40年来我们对外国文论的引介路径，检阅40年来外国文论的主要流脉、重大学派、大家名说在当代中国被接受、被征用、被吸纳的复杂历程，反思40年来我们对外国文论译介与接受的经验教训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可谓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中一项基础性的国情调研。这种回望与反思，至少对于总结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勘察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育的薄弱环节，制订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学科发展战略，都是很有意义的。
聚焦于以伊瑟尔与姚斯为旗帜的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行程，进行回望中的清理，展开梳理中的反思，这无疑是关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基础性调研中的一项个案研究。这一个案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价值，在当代中国人文科学思想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梳理德国的伊瑟尔与姚斯的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行程，一如去清理美国的韦勒克文论、苏联的巴赫金文论、法国的巴尔特文论、英国的伊格尔顿文论、抑或意大利的埃科文论、波兰的英加登文论、荷兰的佛克玛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历程，一样的实实在在，一样的不可或缺。诚然，如果我们真正地胸怀世界，而不再把多流脉多声部的外国文论简化成美英文论；诚然，如果我们真正拥有主体性，拥有对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而不再唯美英文论马首是瞻。
在这样的语境中，文浩博士的专著《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在该书终于付梓面世之际，我要向著者表示祝贺!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是文浩在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精心打磨而成，它生动地见证了一个湖湘学子不忘初心，十几年来矢志不移，一直锚定接受美学的接受这一课题不离不弃的一股韧劲，它生动地映现了一个青年学者穿越岁月不断成长的学术年轮。作为文浩的导师，我为他有这样的成长而甚感欣慰！
文浩这部旨在清理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旅行行程，或者说，旨在梳理当代中国文论界对接受美学的接受成果与问题的专著，有哪些亮点呢？通读全书，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清晰地梳理了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我国学界关于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印迹的清理，大多是以文章概述的形式进行的扫描，尚未进入几十年来我们对接受美学接受史料的全息性、系统性、纵深性梳理。《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以专著的体量，超越单篇论文的局限，较好地完成了对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之整体行程的具体勘察。全书史料充实，信息丰富。在探讨接受美学如何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史重写论域时，著者首先从接受史的综合性角度梳理出两大历史契机：一是接受美学作为一种富有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史话语模式与中国学者对缺乏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史旧范式的变革诉求之间存在潜在对话可能；二是接受美学在调节审美和历史的裂隙，弥合文学史悖论中产生的德国经验为新时期中国学者解决中国场景中的文学史悖论带来莫大的启发。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中国化的文学接受理论构想和实践才会出现。著者细致爬梳和解析了四种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构想及其实践效果，细致清点了朱立元、陈文忠、高中甫、王兆鹏、尚学锋等学者扬弃姚斯的接受史理路和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思维之后的理论创新点。著者对历史契机的考察，进入了理论旅行中接受机制的学理性分析，揭示出中国化文学接受史产生的必然性；对四种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的细致性爬梳，凸显出接受美学的理论效用。
第二，扎实地清理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美学这样的异质性文论话语旅行到中国学界，深度介入多个学科、多个层面的理论对话和话语实践。《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重点清理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及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这两条路径上，用著者的术语来说，这两个问题域均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理论和实践都获得推进，尤其是古代文学接受史成就十分突出。中国文学接受的理论范畴演进和内在体系研究也吸引了三代学人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果实。著者基于翔实的接受成果，从接受美学介入这两大问题域而形成的时间节点、发展路径、理论创构、实践经验和内在不足等多侧面，细致地清理了每个问题域的演化。正是这些具体的演化逐步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这种范式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两大转向：一是由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审美）标准的文学史范式逐渐转向审美和历史统一的文学史范式，读者的接受活动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二是由作家作品为重心的文学史书写转向以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关系为重心的文学史书写。这种转变既是中国文学史理论的内在变革，也昭示了整个文学研究界在平衡文学的历史和审美关系上走向辩证科学的研究理路。借助于接受美学锻造的文学史新范式超越了庸俗化、政治化、集体化、格式化文学史旧模式，守护了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张扬了文学史家的主体性。
第三，充分地揭示了接受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变异和中国学人的创造性阐释。
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产生于欧洲文化土壤，它的理论预设主要基于欧洲文学与文化现实。接受美学旅行到中国，必须要适应中国文学现实土壤，才能变成中国化的可操作的理论批评话语。《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从接受史视野出发，充分地揭示了中国学人在接受美学中国化探索中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催发的中国阐释。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将姚斯的文学接受史模式引入重写文学史实践之中，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中国文学经验，提出许多创造性阐释：一是给文学接受史一个中国学术谱系中的定位。中国学界多数同仁取得共识：明确将读者审美经验为轴心的文学接受史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区别开来。二是在理论和实践统一基础上提出文学接受史的中国版。朱立元关于文学史、效果史（接受史）、批评史三合一的总体文学史构想，陈文忠关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元合一的构想等中国阐释既有理论创新，又获得了接受史写作实践的检验，催生了大量经典作家作品接受史研究成果，这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姚斯的文学接受史模式的短板。三是改造姚斯理论范式的偏好。姚斯的接受史范式基于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和20世纪现代派文学（这些文学带有新奇晦涩、朦胧多义等特征）的阅读经验。中国学者适时改造了姚斯的原初理论偏好，在把握中国古代作品和读者期待视野之间关系时偏向统一的一面，主要强调经典作家作品对读者期待视野的顺应，其次才是违逆和挑战。四是细化姚斯笼统的读者类型划分。姚斯在阐述读者期待视野的历史变化，考察文学作品接受史时，往往忽略了读者类型的差异性和流变性。中国学者陈文忠在吸收姚斯广义的读者概念的同时注意到读者类型差异的关键作用。他以中国古代诗歌接受读解活动中读者层次和品位的差异为基础，划分中国古代诗歌接受者为普通读者、诗评家和诗人三种类型，然后凭借三种读者类型的接受特点演绎成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种相对独立的接受史，并指明其中阐释史的主导地位和三种历史的互动升降。陈文忠清晰的读者类型研究，既印合了中国古代诗歌接受的实情，又细化和延展了姚斯理论范型，给文学接受史研究增加了一种新的参照系。
在我看来，能如此清晰地梳理接受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轨迹，如此扎实地清理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的介入路径，如此充分地揭示接受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变异和中国学人的创造性阐释，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在回望中清理，在梳理中反思当代中国对接受美学的接受这一课题的研究任务。
《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的著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研究任务，不仅得力于著者对接受美学在中国旅行的接受史料的充分占有与精细梳理，而且还得力于著者在接受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尝试。著者在这里采用了问题域研究模式来勘察接受美学在中国的旅行行程与路径，来追问接受美学如何具体地介入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域，来勘察接受美学在中国被引介、被征用、被转化、被吸纳的历史语境与演变进程。以这种问题域来切入接受史考察，也许有助于克服线型叙述或者板块切割所造成的对深层问题的遮蔽，可以说是对惯常使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方法的一种扬弃。问题域研究模式以一总问题串起全书的论述。总问题下包含很多子问题，提问和回答就形成一个个富有理论活力的子问题域。《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一书三部分都是这种子问题域的集结，它们分别是：接受美学在欧美的兴起和在中国的旅行、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子问题域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关系，而子问题域内部则贯穿历时性的问题史。著者在接受史研究方法上的这一创新尝试是应当得到鼓励的。
一部专著总该有些新材料，有些新观点；若在方法上也有点突破，那就更加可贵而值得一读了。文浩的这部专著在这几个层面都很投入，都很努力。这是令人可喜的。
是为序。
周启超
?2019年7月28日8月8日
波士顿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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