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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依然失踪
1971年6月
每当爸爸又不见人影时,我们就去汉诺威街找他。妈妈开着我们家那辆橙色小品托车,带着我们一路慢慢开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朦胧的窗户。一排排酒吧烟雾弥漫,上面喜力兹、百威啤酒的招牌闪烁着,酒吧与酒吧之间有些小巷,爸爸通常把那辆挡泥板凹了一块的通用汽车停在那儿。妈妈朋友——玛妮,坐在她旁边的乘客座上,我挤在后面。玛妮的任务就是盯着外面寻找爸爸的货车,可大部分时间她总在抹粉底,涂睫毛,用遮阳板上的镜子照啊照的,往薄嘴唇上抹唇彩。玛妮知在哪儿看到的,说男人们全都迷南方女人,所以她说话时开始带点南方方言。除了“侬大家”和“呀呼”之外,还有许多外号:梨子、蜜糖饼、小蛋糕。十五岁的我觉得自己早已是个男人了,从她嘴里冒出来的这些食品名字只让我觉得饥肠辘辘。 今晚,玛妮一边拔眉毛,一边说:“梨子们,那是他的货车吗?” “哪儿?”我说,头伸在她俩中间。我*玩“谁先找到爸爸”的游戏,如果玛妮先发现他的货车,我会很生气,因为我输了。 “在那儿,”玛妮说,用指甲敲敲挡风玻璃,“这杂种在那儿。” 我扫视着狭窄的停车场,达特桑、福特、普利茅斯、福特、通用车。一想到接下来通常会怎样,心里“怦怦”直跳,妈妈讨厌酒吧,总是派我进里面去把爸爸给逮出来。“这种地方会浪费掉人的一生。”她爱这样说。 而我呢,我到闹哄哄的砖砌山洞里去,里面永远有一股湿木头、漏气啤酒和的混合味道。我喜欢周围花式台球的撞击声、穿紧身牛仔裤的女人,因为抽烟太多,说话声音沙哑,她们与妈妈那光滑、年轻的肌肤、花罩衫和丝光棉裤、羞怯的举止和轻声细语不同。虽然妈妈从不上教堂,她却像常去做礼拜的人。她是星期日的午后,而那些女人则是星期六的深夜。每当爸爸看到我,他会用大手拍着我的肩头,把我介绍给他那帮朋友。爸爸在酒吧里像个电影明星,可能是因为他不像其他那些家伙,他没有秃顶,没有大肚腩,也不胖。一口整齐的牙齿,乌黑的头发,肌肉结实,肚子平坦,一年到头他都穿着那件皱巴巴的粗斜纹布夹克,拿的姿势像捏着。趁爸爸结账时,我抓起一把吸管,第二天早上我和利昂迪塞尔在车站等车时就可以扭它们、折它们玩。有些晚上,我会往我的运动衫口袋里塞满酒浸樱桃和几个绿橄榄,准备送给玛妮。各色水果弄脏我的手,衣袋里染上奇怪的人造红色素,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想起这些就笑了,妈妈这时打了靠边停车的信号灯,踩下刹车。我们全都眯着眼望着停在马龙尼酒吧和露珠旅馆之间那辆货车。即使现在是夏天,汉诺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之间还横挂着褪了色的圣诞花环钟和天使,在街道上方飘来荡去。每年的12月,霍利多镇会挂起新的节日装饰,然后一年里任天气慢慢将它们摧残拆零。在细金属丝吊着的金钟下面停着玛妮看到的那辆货车,红银相间,虽然现在已是6月,防滑雪链还挂在轮胎上。“不对,”妈妈柔和地说,这语调她失望时才用,“罗伊的货车挡泥板上有凹痕,而且去年3月份他就把链条卸下来了。” “亲爱的,”玛妮说,“那家伙早就把他的拉链拉下来了。” 妈妈瞟了一眼侧视镜,把车开回到街上,对这个笑话无动于衷。 “听懂了吗?”玛妮说,“球和拉链。” 我们俩都没笑,再说这一点也不好笑。前两天,爸爸一直处于我们所谓的“狂醉烂饮”中,就是说自打他星期三出门上班后,就再没见过他人影了。 我逮着机会讽刺一下玛妮看错了车。“那些车挂的甚至都不是马萨诸塞的车牌。”我的声音开始变粗了,不像以前那样细,在同龄人中我的声音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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