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_李俊杰著_9787536088306

本书以“教育”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互动为题，探讨校园教育对新文化传播、新文学的创作及研究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视角独特，有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诗歌教育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
　　从这两篇演讲来看，俞平伯从亲历实践的角度婉转批评了初期白话诗过分倚重观念的问题，强调解放动机。刘延陵从写作技巧的角度，强调的同样是诗歌不要为主义所困囿。从程度上来看，这两个人的基本观念是相似的，区别在于俞平伯的史观更接近古典传统的“情动于中”，刘延陵则侧重法国象征主义与自由诗的理论。这些讲授，是带有对初期白话诗“反省”意味的，并且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世界性的诗歌理念来进行学生的诗歌启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湖畔诗人们与初期的白话诗人们的异同，则更为有效。
　　从晨光社时期包括后来湖畔诗社的创作来看，这两者都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框架，无论是汪静之“冒犯了别人的指摘”或是潘漠华的“我心底深处，开着一朵罪恶的花”，皆以其极为个人化的特征，抒发向往“自由”的情感。从浙江一师是人听到的这两次演讲看，有一些既有的观点就值得反思了，诸多湖畔派的研究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湖畔诗人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上，认为湖畔派的诗歌秉承的是“为人生”的理想，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是，“诗是‘湖畔’诗人用以认识世界，对抗人生当中的浊恶，评判乃至‘改造’世界的工具和价值依据。‘湖畔’诗人与文学研究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不可能不影响到湖畔社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走向。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反映到‘湖畔’诗人那里，大概就是通过‘诗’的方式来‘为人生’，将‘诗’当作人生，使‘诗’与人生高度地统一起来”，然而从浙江一师诗人体身处的整体性诗歌艺*的交流空间及其所受的诗歌教育来看，这样的观点就是值得商榷的。
　　浙江一师的“二代”新诗人们在这两次演讲中收获的恰恰是对初期白话诗对人生说理成分过重的批评性建议，俞平伯在演讲题目中所用的“教训”二字，可以看成是具自省意识的表达，而刘延陵引入的西方诗歌修辞技巧背后也渗透着对“新的主义”，也就是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提倡的诗歌创作理念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位为晨光社学生带去的，恰恰是对初期白话诗人的批评性意见和更为新颖的文学创作视角。
　　大体来看，湖畔诗人的创作和文坛活跃的知识人与教师的演讲，而与初期白话诗创作就有区别。就《湖畔》和《蕙的风》出版后收到的评价来看，主要集中方面，与俞平伯和刘延陵强调的主张如出一辙，周作人说“他们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出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朱自清也强调了周作人看到的“代际”之间的差异，“这些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这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趣”；胡适在《蕙的风》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的多”，汪静之的创作“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胡适还梳理了自由诗的历史，以说明从初期白话诗向自由诗过渡的过程；可见，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代诗歌实践者和诗学探索者从校园中觅得了诗歌艺*发展的可能性，为自己新诗草创阶段的“尝试”得以推进做“代”的区隔已发展诗歌艺*、推广文化观念。不光如此，诗集的发表和出版，前辈诗人在其中的推动也居功至伟，从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火花乍、新诗的尝试逐步开始，现到1912年浙江一师为代表的学生诗歌团体做出有推进型发展的创作，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之中“师”“生”的代际互动。
　　作为老师的刘延陵在为《湖畔》作的序言中说：“诗底真确的定义至今还未曾有。但是他底重要的元素都要不外情绪与美感两件。从真挚的情绪之中出来的文章都多少着一点诗的性质”，这一评论看似称赞，实际上也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程度上是了诗歌文体，是对新文学提出的整体性期待。这一校园演讲与诗歌实践，使教育情境与主流知识分子倡导的诗学互相沟通，同时又以差异性的认知，反促诗学新变，在参差与协进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诗歌对话系统。这一影响，可以从诗学发展的脉络中得以呈现，正因此，新诗的抒情范式和叙述内容，都得以拓展。新月派、汉园三诗人、现代诗派等，都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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