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与粤台合作研究——兼论新时期对粤投资的可行性_陈茜_9787510883323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划归为非大陆地区与大陆地区两个部分，通过勾勒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全貌，作为台湾银行业对大陆投资研究的背景依据。就学术价值而言，本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涉及的数据、素材在此前的研究成果中鲜有出现，期待能为今后的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两岸银行业合作研究做出基础性的、开创性的贡献，就实践意义而言，本研究能为各级政府对台招商引资，引进台湾银行业和促进地方对台金融合作提供基础素材与蓝本。

　　早在日据时期，台湾便有民营银行对外投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地区和海外的银行营业网点相继接受新政府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台湾先后实施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腾飞，对外经贸繁荣，带动了银行业对外投资。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是典型的“逐台商而居”，投资地域涵盖了所有与台经贸往来密切的区域，从太平洋彼岸的北美，南下南洋各国，再到欧洲和日本。岛内金融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也迫使台湾银行业加快脚步。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的形态和规模会受到东道国和地区金融市场开放政策的约束。最低注册资本、商业存在形式、业务内容是各国和地区准入政策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国际制度创新、突发事件及政治局势是十分重要的外生变量，影响是即时且深远的。在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中，尽管制造业依然是对外投资的主流，但是其投资金额占比不断下降。与此相反，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业对外投资已经显示出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目前，绝大部分台湾银行业者都纷纷推出了“国际化”、区域化战略，投资意愿逐步从被动、半被动转为主动。如今，对外机构和子行已成为台湾银行业创利的重要来源，尽管对外投资的台湾银行业者众多，但岛内外业务规模之间并没有呈现正向关系。目前，岛外资产较多的银行业者在岛内资产上仅仅位列居中。二十多年间，台湾银行业对外投资的区域结构有所调整，亚洲的重要性上升，欧洲的重要性下降。尽管分行模式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最容易接受、台湾银行业者最青睐的商业存在形式，但以融资租赁、消费金融、产业基金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业态也开始崭露头角。若干家银行业者已将大陆分支行改制为子行。在总体的资产规模上，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目前已呈现出OBU最多，对外分支行其次，子行最小的局面。在具体的经营中，以OBU和对外分支行构成的对外机构近年来呈现出核心业务弱化，优质信贷业务难寻；金融市场交易频繁，风险加大；同业业务依赖较大，内在不稳定性较高等问题。然而，以8家代表性银行来看，不同银行之间的业务结构差别很大，但盈利能力趋同。就子行而言，以母行全资持股为主，Ⅸ域分布广，彼此间差异大。大部分子行的盈利能力都逊色于母行的其他对外机构，且盈利能力与区域分布、资产规模之间没有线性关联。
　　两岸银行业往来经历了间接、半直接到直接等三个阶段，大陆已成为台湾银行业当下和今后对外投资的区域重心。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推出“新南向”政策，鼓励台湾银行业者赴东南亚设立网点，提升银行业对东南亚的放款意愿。一系列倾斜政策的确对银行业的投资决策造成了影响。部分银行业者对大陆的投资有所放缓。然而，在政策之外，台湾“法令规章”在经过多轮修改后，对向大陆投资构成障碍的条款已然不多，其中针对准入门槛和投资活动的管制，实际约束力非常小，但对资金规模的实际约束在中长期将有所体现。一直以来，大陆并未单方面出台专门针对台湾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而是将台资参照外资管理。2017年以来，大陆金融开放的步伐加快。其中，关于外资银行市场准人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内容更为清晰明确，金融监管及风险指标也趋向于和国际水平保持一致。在两岸制度协商暂缓的情况下，这些变化构成了台湾银行业对大陆投资的间接利好。台湾银行业对大陆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要面对更为复杂和艰难的问题，包括相对竞争力不明显、经济结构转型、货币政策趋紧、互联网金融冲击等。台湾银行业者需要充分发挥两岸同文同种的优势，需要在有效识别风险的前提下寻找商机，需要一边投资一边转型，需要与本土银行一起回归传统业务。
　　服务台商是台湾银行业大陆投资的首要目的。目前，台湾银行业布局与台商在大陆的分布高度吻合。长三角地区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法人机构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其次是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尽管广东并非台湾银行业的首选，在本区域内经营的台资银行、台湾银行业对外分支行的规模都很小，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自由贸易区等政策利好的叠加下，广东对台的制度优势资源正在不断累积。随着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将为台湾银行业发挥比较优势提供更加丰富的机会。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