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2版)_[美]巴里·诺顿著安佳译_9787208159402

《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2版是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论述，覆盖面之广、研究之透辟，其他同类英语论著罕有其匹。诺顿纵论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基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第2版经过全面修订，反映了十几年来，尤其是奇迹增长期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前在人口、技术、宏观经济和体制诸方面面临的多重转型。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讨论也大幅扩展。

在讨论了资源禀赋、遗存、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结构、劳动力和生活水平等一般议题后，本书还考察了包括农业、工业、技术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等具体经济部门。还研究了金融、宏观经济和环境问题。本书涵盖了增长与发展模式这类主题，包括人口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包括农村工业化和城市技术发展；外商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是经济学专业师生、学者、商务人士和决策员的重要参考书，也适合作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教材。

2017年MIT出版了巴里·诺顿著《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英文第2版，201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第2版。从第1版截至的2006年到第2版截止的2016年，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人均GDP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同时面临着当今富裕国家从未遇到的问题和难题诺顿教授的第2版不只是增加了这10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发展的数据和分析，而是重新思考和改写了19492016年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各个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服务业，从传统经济到高科技，从金融到环境，从宏观到微观，以详实准确和蕞新的统计数据奠基，以经济学原理为工具层层推论，赞扬了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时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成绩背后潜在的危险和理性的警示。

第1版和第2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两版

的主题不同。第1版的主题是转型，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农村向城市和工业经济为主的转型，中国以前所未*的且与正统经济学的救治单方无关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天，中国已经转型成了一个主要由城市主导的产业和服务型经济，形成了具有广泛政府干预和实际裁量权控制、采用相对稳定形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经济体制，因此，第2版的主题是适应。虽然中国仍将经历多重转型，但高速增长结束后的关键是适应新常态调整战略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条件，比如，结构性转型、技术变革、人口制度的转型、体制转型等；加之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也给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其次，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政策调整的认识，第2版对第1版章节内容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和重新编排，第18 章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是新增内容，讨论了过去10年急剧变化的宏观事件，并对论及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问题的三个章节做了引介。第2版涉及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内容远超出第1版。在第1版中，关于能源部分的讨论是放在工业部门结构变化一章，第2版已移至专门讨论环境问题的第21章，第1版第14章工业部门已删除。此外，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与国际收支恒等式关系的讨论，丰富了第17 章关于外商投资的内容；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深入讨论，也丰富了第7章关于增长的内容。

因此，第2版比第1版的字数增加了10万字，其中图表和数据全部

更新，大部分文献也做了更新。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第1版的英文版和中文译本在2006年和2010年分别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它不但是一本优秀的大学中国经济课程教材，也成为全球读者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1978年以后中国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一部佳作。距离该书第1版的推出已经过去十来年，其间中国经济也已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在诺顿教授开始撰写那本书时，人们的关注点还在于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令人赞叹的表现，那么，今天人们更希望了解的显然是，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各种新挑战，这个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人均GDP已经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体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诺顿教授长达数年进行大幅度修改后形成的此书第2版《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自然是一部探讨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的令人期待之作。

本书书名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改为《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显然是作者精心考虑的结果。正如作者在此版第1章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过去10年来出现了一系列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经济内在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能否适应这些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将决定其未来的增长表现。

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转折点主要包括：劳动力增长势头趋于停止并开始逆转；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量开始下降，城镇化速度减缓；出口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投资和制造业占GDP比重开始出现下滑；经济重心从沿海缓慢向内地转移；从直接投资的净流入转向流入流出趋于平衡，等等。伴随这些转折，中国经济由两位数的高增长速度下降到6%7%的中等增长速度，这一局面也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在我看来，这一增长速度能否成为一种稳定的常态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快速来临，中国的储蓄率水平未来必然出现大幅下降，这将直接导致中国过去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即便要维持住这一中等增长速度，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多地转向依靠效率驱动，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城镇化等结构转型的放缓，过去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的城市部门转移，即所谓库兹涅茨效应正在急剧变小。因此，依靠效率改进实现经济增长不是变得更容易，而是变得更加困难了。从有的国内学者计算所得结果来看，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效率改进的速度出现了明显下滑。这种转折似乎更加值得关注，也更加令人忧虑。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今后需要更多依赖国内整体创新活动水平的提高。中国有识之士对此显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要提升本国的创新活动水平并进而促进效率提高，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建立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从事创新活动的营商环境。这既包括充分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包括确保合约实施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体制，其核心是政府提供的法治服务，即如今年年初中央所提出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然而，当前在理论和行动上还存在另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中国经济过去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各级政府在地区竞争的压力下实施了广泛而直接的经济干预政策。因此，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形成新的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不是要降低政府干预的水平，而且要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新兴产业培育和主导高新技术开发的能力。或者如诺顿教授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同于日本和韩国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驾驭来应对奇迹增长阶段的终结，而是增加政府在新增长部门的积极作用；这也意味着，政府对自己择优扶持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对市场产生动态有效结果的能力缺乏信心。

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中国政府到底是应该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行法治、改善营商环境，还是强调实施更广泛的经济干预政策？对此，中共十八大和被誉为划时代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提出了336项重大改革举措，从而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据统计，到2018年底，为了落实这些改革举措，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和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400多个改革文件，推出了1900多项改革方案。这表明，把这些改革方案落到实处，已经成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为只有切实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中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也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改革举措和改革方案的落实，离不开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分析与把握。巴里·诺顿教授的这本著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了全面而不乏深刻见解的解读，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见解。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正是读者阅读本书可以得到的最大价值。

201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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