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年鉴（1852）（全二册）_北华捷报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周育民译_9787545817973

1852年英文版《上海年鉴》由北华捷报馆编印，是目前可见的蕞早的上海年鉴，也是全国范围内蕞早的年鉴。作为上海的地方性年鉴，此书由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编辑，在20世纪之前中国年鉴稀缺的情况下，为后人保留了研究当时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情况的资料，弥足珍贵。本次出版函装二册，其中一册全书影印、原样复刻1852年版《上海年鉴》，另一本平装本由知名上海史学者周育民教授将原本翻译为中文，另附残本1853年《上海年鉴》及译文，令读者能够深切体察当时上海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态，也是近代史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社会学和历史系资料。

平装本编译说明
　　《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务指南》（Shanghai Almanac for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是《北华捷报》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也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
　　Almanac一词，根据1869年《美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起源于阿拉伯文字，意指日记。它不仅有日、月、年，而且标明如日出日落、日食月食等等各种天文现象的时间，但会因各地民情风俗习惯而有不同。这种编纂历书的方法传到拉丁民族，到15世纪时已有刊印。而乔治?立德菲尔得（George E. Littlefield）在美国考古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1914年4月号会刊上发表的《论历书与年鉴》（Notes on the Calendar and the Almanac）一文中认为，在中世纪的西欧，历书的编纂权在教会，而年鉴则由民间自由编纂，当时保存最早的年鉴是1646年的，缺了封面和封底，只有8页。简而言之，在英语世界中，Almanac包含Calendar，而内容要比Calendar更加丰富。西方早期的Almanac，要比中国的皇历（黄历、时宪书）的内容要少许多。15世纪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开始流行后，民间刊印历书，并利用历书发行，传播宗教、文化、习俗等知识成为可能，形成了Almanac的编纂形式。至于Almanac（年鉴）最终摆脱历书，成为一种在年度结束之后，将该年度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编纂的书籍形式，是在20世纪以后。但即使如此，当代的西方年鉴（Almanac）依然未脱19世纪时刊载大量历史文化等知识的习惯。
　　西方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是1832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历书》。以《中国丛报》社（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1845年初发行的《英华历书》（Anglo-Chinise Calendar for the Year 1845）为例，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干支纪年表、日月食、西方的宗教节日、中国的节气、日历（配有历史上的今天，主要是与西方与中国关系中的事件）以及外国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设立的机构、商号和侨民，加上每月两页的空白记事页，共50页左右。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英华历书》基本上沿袭此体例。
　　但1846年初由《中国邮报》社（Office of the China Mail）发行的《1846年香港年鉴和指南》（Hong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含有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的月相表，介绍了香港的地理与气候，其历表中包含有历史事件、宗教节日、日出日落时间、最高最低气温和天气提示等，并附有中英条约、警务规则、机构、商号和外国居民等。因为在历表中含有大量天文气象信息，这是它可以自称Almanac的主要原因，这多少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于年鉴与历书区别的理解。
　　北华捷报社编纂《上海年鉴》的最初设想，显然是参照了《香港年鉴》。但是，要在上海的历表中增加大量的天文气象信息，既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编纂者付出艰巨的努力。从1848年初开始，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伦敦布道会在英租界分别设立气象观测站，对上海的气温、风向、雨量等进行观测，逐渐积累起了有关上海气候的一些基本数据，这三年的数据为年鉴提供每月天气的提示打下了基础（到1853年的《上海年鉴》中正式编入了历表）。但是，要在历表中提示每天日出日落的时间，标明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等，需要更多的地理和天文资料作为依据，进行复杂的计算，这是编辑人员无法完成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年鉴是采用徐汇家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有关苏州的经纬度进行测算的数据，因为上海与苏州纬度仅相差一度，在时间上误差仅几分钟，编辑时并未作调整。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规律，无论在西方早期的年鉴还是在中国黄历编纂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而月相及近地点、远地点对于潮汐的影响，也是人类据以进行水上和夜间活动的重要信息。在科学数据上，《上海年鉴》的历表编制尚未达到《香港年鉴》的水准，但可以说是发挥了当时西方人在上海的科学资源的最大可能性了。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在历表编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上海年鉴》中的历表，充满了浓厚的天主教气息，几乎天主教中所有的节日、纪念日都分别列入了历表当中，这与《香港年鉴》的历表突出世俗性、知识性和地域相关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多少反映了天主教会编纂历书的传统。
　　北华捷报社限于编辑力量，第一本年鉴的编纂最初只是参照《香港年鉴》的体例，安排了历表，月相和日、月食，口岸和管理规章，有关机构、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以及扬子江航行指南等内容，不愿平庸的只是增加了历史年代表的内容。但实际出版时，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定范围，不得不另增文献（Misellany）一编，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至其篇幅在当时外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中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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