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_马勇著_9787801867551

本书立足于较宏阔的历史背景，描述了西方文化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以来至清末的种种遭遇，以及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的种种回应，设身处地地探讨了古人的心迹和理论上的利弊得失，在传统的解释之外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第二章政治发展与文化变迁
    复古旗帜下的革新
    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一是以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其学术的基本特征，而存在的时间大体上又在乾隆、嘉庆年间，因此被通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之学。当然它们又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和学术贡献。
    吴派学术开始于徐枋和汪琬，然真正建宗开派，建立吴派学术体系的还是惠周惕、惠士奇以及惠栋祖孙三代。惠周惕的经学著述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惠士奇也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记》、《汉书》等，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其《易》学不取王弼及其以后的注解，以为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使比较纯正的汉学就此消失。其《礼》学亦然，以为郑玄的三《礼》去古未远，多引汉法，故借以为说。而此后诸家《礼》说因不了解古意，往往改从俗说，故不尽可信。“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因此在惠士奇看来，要治经学，只有追踪周汉，遂使汉学的旗帜愈发鲜明。
    到了惠栋，吴派学术大体具备，其“信古”的特色也愈发明显。其《周易述》、《易汉学》，跨唐宋而越魏晋，专采汉代人的注解，汉以下的学说一概不取。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去古未远，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故而其学虽可视为“纯粹的汉学”，但其过于泥古的弱点，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正如王引之稍后所批评的那样，惠栋在学术上考古虽勤而见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率是非。
    惠栋弟子有沈彤、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其中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要数王鸣盛、钱大昕及江藩比较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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