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20多篇主题集中但却又可独立成篇的读史札记，通过阅读大量专业史学著作，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拆解了中国帝制两千余年的合法性秘密。内容包括：每个王朝都在追求合法性、神圣家族、三个皇帝的反战宣言、诸葛家的天下、死于政治正确的苻坚等。
适读人群 ：历史爱好者
1.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2.本书甄别了帝制中国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读后颇有打通任督二脉的畅快之感。
3.国内专注于帝制时代合法性的一部通俗写史作品，带着问题意识深入中国帝制时代的风暴口。
4.上天入地，纵横捭阖。作者虽说写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无比宏大正经的主题，但笔触有趣可人，从诸多历史小细节入手开了很多逻辑自洽的历史脑洞，从秦汉帝国一路延展到晚清时代。
5.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在本书的作序者周濂先生看来，这不是一本卖弄小聪明的历史小读物，而是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历史思维试验。
张明扬，专栏作家，曾供职于专业书评媒体。专栏散见于“腾讯·大家”、《财新周刊》等处，曾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热衷于在专业史学研究和传统通俗历史写作间找到“第三条道路”，追求“靠谱扎实的有趣”，读史写史心得为“历史仅供参考，后世若有雷同，历史概不负责”。
诸葛家的天下
“诸葛家族足以傲视中国政治世家史的是，他竟然可以通吃魏蜀吴，而且同时达到了位极人臣的高度。”
在三国时代，有一个比罗斯柴尔德家族还要行踪神秘、四处开花的政治世家：诸葛世家。
三国两晋时代，正是门阀世家大行于世之时，东晋政治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将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抬举得与司马皇族一般高。但我们可能过深的被诸葛丞相“一生唯谨慎”的形象所影响，诸葛家族也在认知中一并被低调处理了。
诸葛家族足以傲视中国政治世家史的是，他竟然可以通吃魏蜀吴，而且同时达到了位极人臣的高度。用《吴书》的话说就是：“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三国演义》批注者毛宗岗更有评语，“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国。人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在蜀汉，诸葛亮就不用说了，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控盘蜀汉政局，后主刘禅一人之下而已。长子诸葛瞻虽才具平平，在魏灭蜀之战中还因犹疑丧失战机，但最后与其长子诸葛尚一起在绵竹殉国，总算成就了诸葛家族蜀汉分支的声名。
在东吴，诸葛家族更两度达到政治顶峰。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一直是东吴重臣，孙权称帝那年成了大将军；长子诸葛恪进一步超越了父亲，陆逊病故后蹿上东吴军队之首，孙权临终前更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之首，实际掌握了吴国军政大权。
在魏国，诸葛家最出名的人是诸葛诞，诸葛亮的族弟，同属琅琊诸葛氏。诸葛诞官至征东大将军，是魏在东吴前线的最高军事主官，后因忠于曹氏与司马昭翻脸，起兵后败亡。
一如三国两晋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族通过种种强关系特别是婚姻，织成了三国时代最为豪华的社交网络。诸葛瞻是刘禅的女婿，正牌驸马爷；诸葛瑾的女儿嫁给了张承，其父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的张昭，后生了两女，一个嫁给了孙权太子孙和（后被废），一个嫁给了陆逊之子陆抗，号称吴国最后一位名将；诸葛诞之女嫁给司马懿的五子司马伷，生了三子，长子叫司马觐，这本倒也没啥，但司马觐之子司马睿后来成为了东晋的开国皇帝。还能比这更吊诡么？诸葛诞成了司马氏皇帝的曾外祖父，但他又是司马政权立国前最强大的反对者之一。
某种意义上，诸葛家族是三国时代的最忠心守护者。诸葛亮一系保蜀汉，长子长孙都在魏灭蜀最后一战中身亡，身死即国亡；诸葛瑾一系中，诸葛恪念兹在兹的是伐魏，兵败直接导致了之后在吴国的全族清算，可谓是为伐魏而死；诸葛诞则几乎是曹魏时代最后一个敢于与司马氏正面对抗的忠曹势力，起兵失败之后，曹魏为司马氏所取代已无大的障碍。
但是，从家族利益的角度而言，诸葛家族又是典型的“世界公民”，在客观上造成了狡兔三窟的效果，有效分散了系统性风险。诸葛恪在253年被孙氏皇族清算之后，诸葛家族在东吴一系几乎被诛族，但诸葛瑾很早就把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并留在蜀国，东吴一支遭难后，诸葛乔之子诸葛攀又重新归宗诸葛瑾；当诸葛诞在魏反司马昭事败前后（258年），小儿子诸葛靓又“转移”到东吴任右将军，对吴政权忠心不二，重点在于，诸葛家族由此重新在东吴扎根，补全了三国的布局。
忠诚与狡兔三窟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生存策略，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诸葛家族在乱世中的存活度。尽管诸葛家族在魏蜀吴的三系各自遭受了巨大劫难，但在西晋开国后，大家族的框架和气势仍在。诸葛亮次子诸葛京在蜀汉被灭之后被迁至河东，后在新朝历任郿县县令及江州刺史。诸葛诞魏国一系更是传奇，其子诸葛靓在吴亡之后与吴主孙晧一起被迁移到洛阳，发小晋武帝司马炎多次征召诸葛靓为官，均被不忘司马皇室杀父之仇的诸葛靓所拒。一次晋武帝追诸葛靓至厕所才求得一见，希望以旧情感化他，诸葛靓以痛哭回应，回乡后终身不面向洛阳而坐。
晋武帝对诸葛靓的态度可谓委曲求全，尽力修补与诸葛家族的关系。而诸葛靓“义不仕晋”的姿态固然感人，其后嗣也未能脱离中国“遗民不世袭”的传统，其子诸葛颐和诸葛恢后来双双成为东晋名臣，成为了司马家族最亲近的人。诸葛恢的女儿更是再次进入了晋王朝政治婚姻的最高层，大女和次女分别嫁给了庾家和羊家两大望族，小女儿诸葛文熊嫁给了谢安之弟谢石，仪容还被王羲之称赞过。诸葛靓的家族际遇像极了嵇康，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其子嵇绍最后却为保护晋惠帝司马衷而死。
我知道你被绕晕了，这就是诸葛家的八卦阵，可保苟全家族于乱世。
拥曹还是拥刘？
“根据各自时代的具体政治环境，史学及政治精英们纷纷本着现实关怀，在‘拥曹’还是‘拥刘’中积极站队，用三国酒杯，浇自己块垒。”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区别不仅仅是“正史”与“小说”的区别，更是两本在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上唱反调的书。《三国志》是“拥曹派”，主张魏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三国演义》是“拥刘派”，主张刘备的蜀汉才是正统，是汉王朝在血统上的自然延伸。
关于“拥曹”还是“拥刘”，这远非陈寿与罗贯中的个人趣味之争，事实上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史学界甚至政界中，
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正统之争。根据各自时代的具体政治环境，史学及政治精英们纷纷本着现实关怀，在“拥曹”还是“拥刘”中积极站队，用三国酒杯，浇自己块垒。
作为“拥曹派”的奠基之书，《三国志》在体例上还是将《魏书》、《蜀书》和《吴书》并列，并没有极端的将整个三国时代写成一本完全以曹魏为主线的正史。但是，陈寿的拥曹立场还是很明显的，一是书写时只有魏帝才称皇帝级别的“本纪”，蜀吴诸帝只称“传”，比如刘备直落得个《先主传》；二是为了割裂“蜀汉”与东汉王朝的继承关系，突出魏的正统，陈寿将刘备的“汉”改成了《蜀书》的“蜀”，三国实际上是“魏汉吴”，刘备是“汉昭烈帝”，又何曾有一天自称为“蜀昭烈帝”。
陈寿为何“拥曹”？这里暂且不考虑传说中陈寿家族与诸葛亮的私人恩怨，仅从时代环境分析。《三国志》写于西晋，西晋的司马氏本是魏臣，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皇位在形式上也是从魏禅让而来，从政治上而言，由于此种“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也就是说，为了本朝的正统考虑，著于西晋的《三国志》只能拥曹而贬刘。
但仅仅过了几十年，东晋史家习凿齿却写出了一部被视作“拥刘派”开山之作的史书：《汉晋春秋》。同样是晋，《汉晋春秋》为何在立场上与《三国志》站了不同的队？
只能说，古人的历史写作太有时代感了。东晋是晋皇室南逃至江南建立起来的“偏安王朝”，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从现实处境而言，自然对同样偏安于西蜀一隅，同样自称大义在手，延续了汉王朝的刘备充满了感同身受的认同。如果刘备因为偏安一隅没有占据中原地区而被视作“非正统”，那么将中原丢给了北方异族的东晋王朝正统性又从何而来？
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王朝的立场，还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都自然会从拥曹派转向拥刘派。当然，除了“大历史”的现实关怀，习凿齿据说还有点“小历史”的关怀，他见同时代的军阀恒温的篡位野心，故而以贬曹的方式来影射与警示。
类似西晋与东晋在“拥曹”“拥刘”问题上的站队快速切换，也发生在了两宋的身上，而原因也同样是那么的“自私”。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拥曹派”的一部力作，在“拥曹”尺度上可能比《三国志》走得更远。最有名的两个段子是，司马光不仅将诸葛亮北伐作“入寇”，竟然还很不厚道的质疑起刘皇叔一生最自鸣得意，也是蜀汉正统性最大来源的汉皇室身份。
还不仅是司马光，在北宋时代，诸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一线文人基本都是“拥曹派”的。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部著名的《正统论》大谈“得汉者，魏也”。
到了南宋，站队情况又发生了逆转。作为拥刘派的领袖，朱熹据说就是因为不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和蜀汉的各种贬低，愤而写了一部《通鉴纲目》，明确主张蜀汉的正统性，将纪年方式从《资治通鉴》的曹魏纪年改为蜀汉纪年。
在朱熹笔下，曹魏隐隐的被附会上了北方的异族王朝，南宋与蜀汉一样，被渲染上了汉民族丧失中原本土，在南方继续延续正统抵抗北方的历史悲情。
与朱熹同时代的“拥刘派”大佬还有陆游和张栻等人。张南轩曾有“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激愤之语；陆游更有“邦命中兴汉，天命大讨曹”的诗句，写诗时想必是把曹魏当作金一样的咬牙切齿。
到了元代，“拥曹”和“拥刘”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三国演义》的创作时间当在元末明初，当时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元的正统究竟是继承于女真之金还是汉之南宋。在罗贯中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心中，为了论证正统在南宋，自然在三国史事上更应该站在蜀汉一边，旗帜鲜明的“拥刘”。
据说《三国演义》参考了一部同样风行于元代的话本《三国志平话》。但《三国志平话》的结尾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在这个很魔幻的结尾中，，写到了蜀汉灭亡时还有一位汉帝外孙成了漏网之鱼，后来他复兴了汉朝，消灭了西晋为蜀汉复仇。这位外孙就是刘渊，在真实历史中，他创立的政权的确自号“汉”，还自称是刘禅的继承人。
不过，讽刺的是，刘渊这个自称的蜀汉继承者是匈奴人，他的“汉”显然是附会的，唯一的历史资源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汉匈和亲”。
在这个匈奴人复兴汉朝的荒谬故事背后，不也就是拐着弯了蒙元是宋朝的正统后继王朝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元代通俗文学《三国志平话》其实也是一部积极主动为现政权背书的讲政治之作。
明末清初，毛宗岗修订了《三国演义》，让这本书的拥刘思想进一步贯彻到了字里行间。毛宗岗的时代南明初亡，郑成功还在，仍盛行着“反清复明”的思想，主张拥刘不就是在暗示着正统仍然在明么？
但大清朝呢，在曹刘问题上的格局却超越了汉人的小九九。从历史经验来看，由于曹魏屡屡被附会为北方异族政权，清王朝应该是“拥曹”的。但当大清朝坐稳江山，正统观从北方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之时，乾隆给这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三国正统之争做了一个总结，“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春秋之义然也”。
在乾隆的“大格局”背后，意思也很简单，拥曹是那些缺乏政治自信的北方政权所热衷的，大清朝已经完成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建设，“拥刘”方才显得大中至正没有私心，又怎么再屑于用“拥曹”来给本朝背书呢？
拥曹还是拥刘，在中国政治史上远比左右分野要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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