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道德的纠葛_符杰祥著_9787801869678

本书以鲁迅与五四启蒙精神为基本出发点，以知识观念与道德实践的纠葛为基本线索，通过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学现象来反思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命运，反思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精神状况。

第一章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选择与文学态度的发生
　　鲁迅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意识，应该说在南京新式学堂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就有所孕育了，但真正眼界大开，开始以一种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来思考中国问题，还应该是在他留学日本时期。以对鲁迅的现代意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进化论为例，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虽然也“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从1903年写作《斯巴达之魂》、《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到1907、1908年相继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未完），篇篇可谓大文章，个个皆是大题目。在这一系列长文中，鲁迅对于现代中国问题的思考虽然还不能说成熟，但确乎已经成型了。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把鲁迅的留学时期单单看作‘习作’时代是不够的，毋宁说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后鲁迅思想的筋骨时期。”那么，在“筋骨时期”所发生的文学活动，也一定埋伏着鲁迅文学的“筋骨”，亦即一种属于内部生命原理而非外部理论的东西吧。
　　一、1903-1907：鲁迅的“沉默”与“回心”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普遍看重他在1907年前后的文章。一般的看法是，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1903年前后的初期文章已不具有代表性了。鲁迅留学后期的文章几乎集合了青年鲁迅的思想精华，也充分展现了其的思想个性与精神气质，但这并不意味着1907年的鲁迅与1903年的鲁迅就此切断了联系。青年留学生的思想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在什么意义层面上完成的？是一种舍弃，还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告别，还是一种继续？尽管其问所发生的幻灯片事件已被人们无限放大，但其意义同时也被高度简化了。
　　其实，鲁迅在1903年与1907年两个时期的文章，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截然分裂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在思想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与延续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不管前后具体主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一直为鲁迅所坚持。鲁迅批判现代化学说，并没有否定富强观念，而是要为其建构相应的现代精神。事实上，鲁迅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中极力张扬的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在1907年后的文章中仍然存在，并未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其二，人的内在精神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从1907年后才开始的。尽管在1903年提笔写作的时候，鲁迅的文章主题也无非是富国强兵，但鲁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精神问题。《斯巴达之魂》颂扬“武士之魂”，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鼓动：“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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