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集刊。本期为总第11期，主要内容如下：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东亚和拉美公共冲突治理体系的比较与启示；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蒙古战略地位提升及中国的应对策略；介绍“推进中日经济合作，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塑大潮”的相关情况；分析认同理论视阈下的乌克兰危机根源、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马耳他语言教育政策、德国产业政策新动向，国际人工智能战略比较。
《国别和区域研究》秉承“以学咨政”的办刊宗旨，遵循“求新、重质、共生、合作”的理念，为研究者搭建一个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交流平台和知识发展的“橱窗”，刊发了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为构建国别区域学学科体系奠定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2019年，北京语言大学获批北京高校国别区域学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沃土。国别区域学作为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新兴学科，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语言、法律、外交、宗教、人文、社会、科技等多个维度，其宏大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与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相匹配，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相匹配，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匹配。
2020年，《国别和区域研究》立足国别区域学新兴学科建设，开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新征程，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以国别区域学学科体系建设为目标，以高校智库建设和学科转型服务为功用，以阿拉伯和中东研究区位优势为先导，综合运用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出发，从热点与难点出发，从特定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某一关键议题进行立体、综合、系统和比较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区域学理论、话语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服务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力求成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宏大体系中的一流学术集刊。
在办刊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将继续承载学科创新、学术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坚持自己的学术定位，树立集刊的独特风格，发挥学术导向功能，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鼓励研究人员增强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利用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我们将继续结合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现相关领域研究新的“增长点”和分析视角，挖掘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通过成果的转化，努力打造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区域学研究体系。在促进国别区域研究向纵深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倡导进行具有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符合实证规范的科学研究，发表有明确问题意识和利用科学实证性研究方法分析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强和提高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创新力和科学化水平。
其次，彰显本集刊特色，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深入研究，使本集刊成为高校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要具有全面性、深人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准确把握对象国或对象区域的关键问题、主要矛盾、形势交化和发展趋势，提出咨询建议。
再次，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刊发更多海外学者的论文，推动集刊国际化发展。
最后，在学科发展方面，发挥小语种优势，为培养进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创新人才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各高校对小语种人才的培养，推动国别区域学学科体系建设。
希望通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为最终形成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拓展相关领域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而产生深刻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奠定良好的基础，最终使《国别和区域研究》成为国别区域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中坚力量。
新时代中国外交向世界注入确定性
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
东亚和拉美公共冲突治理体系的比较与启示
推进中日经济合作，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重塑大潮
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蒙古国战略地位研究
认同理论视阈下的乌克兰危机根源研究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马耳他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德国产业政策新动向：走向保护主义？
国际人工智能战略之比较
《国别和区域研究》注释示例
2020年《国别和区域研究》征稿启事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国别和区域研究（第五卷 2020年第1期，总第11期）》：
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东国家拥有比以往更高的自主性。“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②
一方面，美苏争夺使中东国家政治和外交回旋余地增大。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过程中，意识形态输出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中东渗透扩张时，更多考虑的是抗衡美国等现实利益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即便不是没有，至少也是不明显的。例如，埃及不愿接受苏联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尽管深感不满，但仍对其采取包容态度。“尽管埃及和伊拉克两国的共产党人身陷囹圄，但苏联仍然向埃、伊提供援助。”③此外，美苏都不认可纳赛尔奉行的“不结盟运动”和中立主义。杜勒斯抨击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苏联也认为中立主义者要么自欺欺人，要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愚弄。但苏联和美国均接纳中立主义国家，并向它们提供援助。④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花费成本来获得盟友，因此，中东地区国家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来获利，而且其对外行为也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两个超级大国完全受制于中东国家喜怒无常的国内政治，它们经常发现自己因中东国家政权的改变而被请进来或撵出去。”⑤例如，苏联无法防止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甚至被由自己刚刚武装起来的埃及驱逐出境。“苏联尽管为中东国家提供武器和援助，但其既不能规训这些桀骜不驯的附庸国，也不可能使这些附庸国的利益与苏联利益协调一致。”①美国也无力操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苏联为叙利亚提供各种援助和保护，但这丝毫未起到约束叙利亚统治集团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叙利亚领导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支持，他们才可以推行更好战的政策。②
埃及的情况最为典型。两极对峙的国际体系格局，使埃及政治上左右逢源，外交立场屡屡摇摆。纳赛尔说得非常明白：“埃及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美国和俄国的对立利益中……也存在于超级大国的相互防范中。”③有学者指出，埃及经济落后，成为其同超级大国打交道时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它需要立即的大量的援助。如果苏联拒绝帮助，埃及将被迫转向另一个大国（即美国）。④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埃及的政策选择在美苏之间来回摇摆，并由此获得相当多的实惠和好处。据统计，1954一1965年，埃及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获得了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位列从两个超级大国获得援助的不发达国家第三。⑤
纳赛尔执政时期，由于美国拒绝为建设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埃及便转而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苏联将此视为进入中东的难得机遇，因而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这种援助几乎没有不平等、不公正要求。例如，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到1968年10月，苏联向埃及交运的武器价值25亿美元。纳赛尔坦率地承认，“我们到现在没有为从苏联运来的、武装我们部队的武器付过一分钱”。“我们在莫斯科一连好几个小时提出我们的要求，可是他们连一项要求也没有向我们提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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