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本书呈现了小津安二郎（1903 - 1963）生前所写日记中现存的所有内容。我们这么做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将来人们对这位具有无与伦比世界性的电影作家进行新的研究。在现存小津的手册以及笔记本等当中，可以确认是其日记的部分达三十二册之多，其中既有片断性的记述，也有兼具日程表性质的内容（但以日记体记录之外写成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而且在同一册日记本中，除日记本身之外，还有日程表上记述的日记性质的内容，在本书中，我们对此加以了区分）。这三十册日记本中，有二十册保存在小津家里，有十二册于1989年在已故的下河原友雄的家里被发现，这十二册日记本后来返还给了小津家。三十二册日记中，有三十册（1935年其二、1936年其二除外）使用了各种小型的手账式的日记本。这些日记本的内容全部收录进本书。这是现在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小津安二郎日记的全部。
当然，除此之外，小津日记性质的记述还出现在《蓼科日记》中，这部《蓼科日记》曾经放在野田高梧位于蓼科的山庄——云呼庄——里。不过，在以野田高梧为主的一些人参与记述的《蓼科日记》中，小津的记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仅仅将小津的记述部分摘录出来似乎有点不恰当。因此，本书没有收录《蓼科日记》中小津的记述部分，准确地说，本书是现存“小津个人日记”的全部内容。
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本书只是“现存”小津个人日记的集大成之作。也就是说，据我们推测，小津所写日记的全部内容可能是不存在的。三十二册日记本中的记述，自1932年1月1日（小津安二郎满二十九岁）起，结束于1963年8月14日，相当于其六十年生涯中后半生的时间。然而，在现存的日记中，我们并没有网罗所有时间里的记述，其中还有很多空缺。当然，也许小津有一段时间没有记日记，但我们确信，直至今日，出于某些原因，其日记佚失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此外，有一段时间有传闻说小津中学时代的日记还保留了下来，但今天我们并不清楚其所在。
1933年以后，日记空缺的情况如下：
1936年。上一年和下一年的日记本都保存了下来，从这种情况来看，这一年作者也极有可能写了日记。
参军之前的时期。小津应募参军是在1937年9月，现存的从军日记是1938年12月20日以后记录的。
1939年回到日本至1950年时期。它包括1943年6月前往新加坡至1946年2月回国期间在外国生活的时期。这段时期的日记缺失得非常多。现存的1949年的日记只是在日程表上书写的备忘录性质的东西，时间很短。这令我们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日记的存在。
1957年。这一年的日记只是在日程表上书写了零星的内容。
1958年。这一年的日记只是在年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写了一些内容。这两年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日记本存在。
结合上述日记的空缺情况，我们了解到，小津安二郎现存的日记仅相当于其后半生大约一半时间的内容。我们期待能够发现小津其他空缺部分——无论是哪一部分——的日记。但现实是，我们暂且认为，本书收录的三十二册日记本是现存小津所有的日记内容。
话说回来，1932年之前，小津写日记了吗？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来判断他究竟写没写。不过，当我们阅读现存日记最早的1933年年初的部分时，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小津为开始某种新的工作而产生了一种高涨的情绪。此前，小津也许写过日记（即便是上述中学时期写的日记等特殊情况），但我们认为1933年日记的开头部分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十分适合放置在卷首。这一年的日记能够保存下来真是幸运。
当我们接触到小津日记时，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阅读方式，而且必须要有（这种个人的看法或许不久会被遗弃）。但是，在阅读之前，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大致的基本时代划分,也就是说，自然地划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在这个分期中，如果我们将日记中的主要空间要素加入进去，划分得更加细的话，那么日记的“战前篇”就由“深川·蒲田篇”（1933 - 1935）和“高轮·大船篇”（1937）构成；“战后篇”就由“茅之崎·大船篇”和“镰仓·蓼科篇”组成。如果说战前的“深川·蒲田”和“高轮·大船”是由一个个鲜明的镜头连接起来的话，那么，战后的“茅之崎·大船”至“镰仓·蓼科”就是在跨数年之久的时间里由缓慢的叠影组成的场景切换。
如果用小津的年谱来弥补日记中空缺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战前的“高轮·大船篇”自1936年开始，经过“从军日记”的中断，一直延续到1943年；或者说，实际上在“茅之崎·大船篇”中插入“新加坡篇”（无论这部分日记实际存在与否，1943 - 1946），一直连接至战后。
在这些地理空间中加上主题性空间，那么，随着时代的不同，小津日记中第二意义的空间就具有了引力，给某个时期赋予新的特征。例如，在横滨、汤河原、小田原，或者在野田、在热海、在田园调布或赤坂等。而且在各个时代都发挥作用的常常是银座，有时则是松阪。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津日记甚至具有跨战前、战后时期的周游纪行性的一面，即游走在位于东京银座繁华街区上的各式各样店铺里。此外，与宇治山中学时的校友们终生来往，时不时地让他想起度过少年时代的松阪。
在日记里，实际上前前后后记录了许多人的名字。这些人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其各自的地域。对小津来说，里见弴、菅原通济是镰仓地区代表性的人物。不论现实生活中小津住在哪里，电影演职人员以及制片厂的相关人员都与小津在蒲田或大船这样一个空间相联系。与他的电影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空间成为小津安二郎的主题性要素。据说，拍摄电影时，小津是以地名的称呼发出移动道具的指令的，这并非偶然。
抛开上述情况不说，仅从形式上来看小津日记的话，每天的记述相对来说比较短，这是日记的特点。这或许是因为小津基本上使用的是小型的手账大小的日记本，因而受到“空间”条件的限制。但是，正如1935年“其二”的日记那样，虽然小津使用了大型的日记本，但其记述的内容却显得有点少，尤其在“深川·蒲田篇”开始，其记述之短小，似乎是必然的。
小津日记基本上是淡淡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的记录（包括“终日无为”这样的非行动性的记述），但在“深川·蒲田篇”里，与日常的记述截然不同的思维、形式、内容呈现在纸上。例如，本书开头的1933年正月的日记，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录，我们只能看到他曾下榻在赤仓的高田屋旅馆。但实际上此时栗岛澄子一行人也曾住在这个旅馆，他曾担当朋友以及栗岛的滑雪教练。在日记里，这一点丝毫没有记录。这并非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记述的事情。
小津在开始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或许他并没有打算如实地记录下每一天发生的事。这个时期的小津日记，其日常生活、行动的记录都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记录下日常生活中能够引起反顾的心像风景的残影是他记日记的目的。这也许是他的文学趣味所带来的结果。或者说是青年气盛的结果。箴言警句越短越有效果，其表达方式是暗示性的，也是譬喻性的。这些年轻时的力作逐渐向娓娓的事实记述方向发展，小津日记的文体变化成为客观的记录体，较之于其后来包含诸多传记性、年谱性的信息的通俗易懂的内容，这个时期晦涩难懂的表达方式似乎更多地展现了其内心的状态。
相形之下，小津战后的日记更加通俗流畅，他记录下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状况以及缓缓流动的每一天。即便是偶尔发生的一些大事，在记述方面，小津都将它客观化，我们在日记里只能看到他心情微微波动的痕迹。小津安二郎的生活和行为空间被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丝毫没有溢出日记本狭小的空间。正如他的电影一样。
本书形成的端倪可以追溯到1989年底。当时正以小津安二郎和下河原友雄为主题创作《为小津安二郎所吸引的男人——美术导演下河原友雄的生与死》的永井健儿在查找参考资料时，于下河原夫人的家中发现了小津日记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在永井的那本书（胶片艺术社，1990年出版）的“前言”里有所交待，这里不重复叙述了。永井将那部分日记拿到准备出版其著作的胶片艺术社。第二年新年刚过，胶片艺术社的稻川方人跟我联系，让我看看那个日记，判断一下其资料性价值如何。我们一致认为，将这些日记以公开发表的形式留存后世可能对我们今后研究小津是一种最好的处理方式。于是，在我们将日记返还给小津家属的时候，我们向小津家提出能否将小津家收藏的小津日记部分一道公开发表。小津的弟媳妇阿浜欣然答应。
我们将现存的小津日记放大复印，进行解读，由此展开小津日记的整理工作。发表在《电影手册日本》（Cahiersdu Cinéma Japan）第0期上的1933和1934年的日记摘抄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发表的内容。我们将整理日记全文的工作交给丹野达弥来做。以独特的手写体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型日记本上的原文，即便你习惯了，阅读整理起来有时也会遭遇到困难，我们与丹野达弥一道倾注了最大的努力。我们按照凡例中所列的方针，首先要做的是准确地再现原文。整理阅读难以辨认的文字工作一直持续到校稿结束，但依然还有极少数的文字无法辨认。不过，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在允许的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当然，最终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起来。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要对以下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机缘的永井健儿、欣然答应出版本书的小津家属、果断出版本书的胶片艺术社的奈良义巳、给我们提供莫大帮助的小津浜、已故的厚田雄春、斋藤良辅、山内静夫、北川靖记、在校稿阶段提供帮助的津田广志、郡淳一郎、镰仓文学馆、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提供帮助的人们，当然还有本书的合作者稻川方人、丹野达弥。
不过，对我来说，我与这部日记的交往并没有结束。本书的目的在于公开发表现存小津日记的全文。但为了理解这部日记，我认为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店名、书名以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可能都需要加以注释。关于小津日记的细节部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我加注释的部分。为此，今后如果能够得到各位的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编者 （田中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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