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以元稹、白居易诗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和《艳诗及悼亡诗》，以及“元白诗”中篇幅最大的《新乐府》和《古题乐府》，共六章及附论五篇，达25万字。
陈寅恪认为唐诗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而“元白诗”具有其他唐诗不具备的史料特点，这既与白居易与元稹所在的中唐时代有关，也与“元白诗”的内容和数量有关。作者以考据的形式对元稹、白居易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进行笺证，借助唐诗考证唐史，旁及唐代制度、器物、风俗习惯、文坛风气等许多问题，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考证精密详实，征引繁复，如对“七月七日长生殿”中“长生殿”进行史实考证，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之“青衫”作唐代官阶考证，演绎绵密，提出创见。堪称兴起于俗而又俗之掌故逸闻，成就大雅之雅的学术名著。
本书不仅是文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全书最精彩处，即在于既能引诗证史，又能以诗看史，诗史互证。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代表作。
"
《白氏长庆集》二八 《与元九书》云：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 《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全唐诗》第十六函白居易一六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寅恪案：自来文人作品，其□能为他人所欣赏、□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得意、□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 《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
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著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八云：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 “温卷”，如 《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案：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
“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 “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卷□□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
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 《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 （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
学及 《燕山外史》式之 《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兹节录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证如下：
《芒洛冢墓遗文四编》三 《安师墓志》云：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 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又 《康达墓志》云：
君讳达，自 （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观两 《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昌黎、河东 《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
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观于文昌遗书退之之事，如 《唐摭言》五 “切磋”条 （参 《韩昌黎集》一四 《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 《全唐文》六八四张籍 《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云：
韩文公著 《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其二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 《莺莺传》及 《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 《长恨歌》及 《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