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校订本）_王慧炯，陈小洪著_9787513068161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合理竞争问题，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联合国开发总署项目中一个子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篇，分别从综合、专题、部门和国外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前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演变及现状，探讨了合理设计产业组织和政策，建立有效竞争机制问题。从市场角度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证资料。最后两章，概括介绍了国外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促竞争、反垄断等产业组织政策。可供广大经济研究人员，经管人员和厂长、经理，经济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再版前言
首先要感谢孙冶方经济学奖基金会与知识产权出版社，给了1991 年出版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再版机会，还使我们有机会回顾编著此书的背景等情况，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变化，讨论今天的中国产业组织有效竞争的有关问题。
一、研究目的、主要成果及问题
1989 年年初我们开始启动中国产业组织研究项目。直接动因是我们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有效竞争的理论和政策》（1988 社基168 号）的资助，要按资助计划启动研究。更深的动因背景是1986 年、1987 年中国政策研究部门和学界日益重视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研究开始受到关注。1987 年我们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准备启动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研究。当时大家重视产业政策及产业组织研究，重要原因是想探索如何用计划（政府干预）与市场结合的方式解决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问题。研究启动之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说法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我们课题组的基本共识已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实际上是认为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将是市场经济。
在研究参加者的努力下，项目按计划目标实现；研究报告按计划进度完成；报告内容全面，亦有重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描述研究了当时中国产业组织及有关政策的实际；出版了也许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产业组织实际的专著，即本书；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吴明瑜、王慧炯同志负责，UNDP 资助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规划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校订本)研究》分项目I（李泊溪负责）的子课题《中国产业组织研究》的预研部分。应邀对分项目I 咨询的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H.Perkins）教授曾半开玩笑地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我对你们的‘计划’兴趣不大，但是研究产业组织的确极重要。”
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即本书也获得学术界好评。本书荣获1995 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次研究还有重要的意外收获。1990 年9 月北京亚运会前夕应邀来访的日本产业组织研究权威东京大学植草益教授，在对课题研究提供咨询建议的同时，还做了两个重要知识贡献。一是指出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的依据是市场失效。他说当时中国改革明确的方向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的计划是政府干预。那么政府制订计划、进行干预的根据何在？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比例？植草益教授自问自答，说根据客观比例制订计划进行干预，是理论假设，但认识未必客观，政策难以操作。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是因为有市场失效。市场失效，经济学理论有操作性定义，比较客观，政策干预可操作。二是通过对产业政策干预与规制的共性及区别的讨论，说明了政府干预手段的不同方式、性质及特征。产业政策干预是政府对竞争性产业的干预，要重视市场机制。政府规制是针对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自然垄断、寡占竞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干预。两种干预针对的都是市场失效，但干预机制、手段有所不同。考虑到有关认识事关对政府干预、计划和市场的根本关系的认识，几个月后我们再次邀请植草益教授来中心做了有关政府干预和规制的专题报告。报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和国家体改委等机构共用的办公楼公共会议室公开举行，多位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如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的杨启先同志都来参会。报告所讲，当时中国政策研究及学术界还较少讨论，内容新，有理论高度，政策建议操作性强，很受欢迎。报告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胡欣欣的翻译专业流畅。会上植草益教授还说他关于经济规制的书拟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的朱绍文教授和胡欣欣译成中文。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秘书和即将到中国发展出版社任职社长的朱兵支持下，这本中文名由朱绍文教授最后定为《微观规制经济学》的书一年多以后出版了。书的内容、介绍的理论及思想，对当时中国形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干预主要针对市场失效等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1992 年年初书还未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唐若霓就撰文介绍该书A；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书适时恰好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很受欢迎。
这次研究的主要收获是关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产业组织的系统梳理及对有关思想认识和政策的系统研究，成果表现就是本书的形成及出版。作为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专著，本书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比较全面地描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即中国产业组织的整体全貌。市场结构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对工业按523 个行业（小类行业，1980—1985年）和上中下游55 个行业（中类和小类，1980—1987 年、1988年）集中度的梳理及比较研究说明，中国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乃至韩国、印度相比都显著偏低；1980 年以后产业集中度基本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同时有15.6% 的小类产业集中度在“六五”时期有所上升；集中度下降与中国市场的发展、一些行业技术经济门槛较低、需求快速增长有关，亦与中国独有的体制格局有关；集中度上升则表明在基本体制格局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改革、市场放开及一些产业较高的技术经济门槛，拥有这些优势的企业能更快发展；对32 个代表产业最小经济规模（EMS）及其与中国市场规模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国产业规模经济水平偏低，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大，规模经济很难成为进入障碍，中国能兼得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之利。市场行为的研究主要通过纤维纺织、钢铁、机电业三个产业和企业集团、外包制和流通体制改革三个专题展开。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企业行为已经明显市场化：追求利润，重视营销和差异化发展，利用企业集团和外包分工更快发展；改革，特别是计划管理体制、价格体系、流通体制的改革及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发展企业集团等）是企业行为日益市场化的基本推动因素，如钢铁企业钢材自销比例随着改革深入逐渐提升，1979 年为3.6%，1981 年为19.9%， 1986 年达22.6%，自销钢材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协议价；中国产业集中度很低，企业卡特尔等合谋行为不多，普遍存在行政性地方分割和政策差别待遇，依赖地方资源（棉花、矿山）的小纺织、小钢铁、小轻工企业发展较快。市场绩效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反映产业资金利润率指标1980年以后持续下降并且方差显著变小，表明中国资金流动性和市场化都有较快进展；集中度以下降为主，但产业规模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普遍提高，只是多数产业小企业比大企业发展更快；产业技术经济水平指标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呈现不同趋势，纺织指标水平（电、煤、纺布用纱消耗指标）随产业发展而下降，进入门槛和集中度亦较高的化纤、钢铁指标水平则普遍提高。不同类型产业市场绩效指标差异表明，中国的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有提升的，亦有下降的。
第二，中国产业组织及其变化既受市场共性因素影响，亦受国情特殊因素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中国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的共性已经显现。如集中度高、技术经济门槛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水平提升较快，集中度变化与A 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介绍了有关政策。198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暂行规定》明确统配产品钢材计划内产品2%可以自销，超计划部分全部可以自销；自销价格在上浮20%内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年1月取消20%限制。市场需求增长及市场行为关系密切。中国国情特殊因素影响也很大：变化的体制及政策的影响，如流通体制和棉花购拨体制改革刺激了产业较快发展，但资源行政控制权下放及价格双轨制改革使管制更严的大企业发展相对较慢；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因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是集中度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提出了一些至今还有意义的基本政策建议及有关看法。如提出能兼得规模经济和竞争之利的有效竞争是判断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合理性的基本原则，中国有能有效竞争的有利条件。又如指出产业组织有效竞争需要竞争性市场，为此需要有市场竞争政策及相应的制度规则，包括制定实施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解决中国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差别待遇，中国的竞争法应有禁止行政垄断的规定，需要解决广泛存在的差别待遇及经济分割带来市场失效和“生存技术”不适用问题。基于产业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包括根据不同产业（如研发密集产业和“夕阳产业”）的经济及技术结构特点相应确定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根据不同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特征（分散、高集中、寡占等）确定相应政策。系统配套与分类推进结合改革基本的制度体系，包括进行企业制度、商品交易制度、资本市场制度、财税体制等基本市场制度的改革，提供竞争政策及支持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政策能有效作用的基础。本书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除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组织研究外，还存在研究深度不平衡（市场结构主要是集中度的研究，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的研究较弱）、基于国情的政策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这些不足，有多方面原因，也与作为课题负责人的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水平不够有关。
二、中国产业组织及其政策：变化的格局和三个基本认识
本书出版于1991 年。自此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及其环境变化巨大。基本经济环境变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总量按
GDP 计1990 年位居全球11 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近30 年努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经济已经并将进一步全面开放。中国产业组织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但是阻碍市场机制更好地作用的问题仍有不少；经济发展、改革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21 世纪初前后以互联网、新能源为基础的新产业企业的兴起，各行各业都发展起来一批行业巨头甚至是全球规模领先的大企业；国有企业改革进步巨大，民营企业也发展很快，目前国有企业按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口径计算资产60% ～ 70%已经证券化，工业民营企业按销售产值计算2017 年已占54.7%（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分别为23.4% 和21.9%）；由于市场巨大，中国产业的生产和市场集中度已经普遍大幅上升，但因其他多种因素，多数产业的生产和市场集中度仍然低于国外；中国产业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但产业技术的先进水平与发达先进国家相比总体看还有差距；产业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大多数产业竞争激烈，但能源、金融等少数产业因政府管制较多，竞争仍受较大限制；全球化的发展、国内竞争日益国际化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发展及中国企业的地位上升同时在许多重要领域还相对落后，中国产业组织已经受到国际化因素的深刻影响。
中国产业组织的制度政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所谓产业组织政策有关的法律，主要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狭义产业政策范畴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国早在1993 年就出台了以规范市场不正当竞争为主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以后有所修改，如增加了禁止利用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有关法规，作为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法规的部分一直存在。2002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7 年出台、2008 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其出台及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产业组织法律体系架构基本形成。法律体系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政策依法实施。但是政策乃至法律的有效运作仍有许多问题。这与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有关，还与认识、政策、制度问题对法律运行空间的限制有关：产业市场化进程不平衡，大多数产业市场竞争性已较强，但石油、金融等产业仍有较多准入及价格管制，市场化进程滞后；与产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已经市场化的产业政府干预仍然过多、行政部门裁量权偏大；产业必须进入绿色发展的阶段，环境、健康等政府规制，已成为影响产业组织及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政策协调成为重要问题；影响支持市场竞争性的市场基本制度规则，仍然存在许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及政策调整，首先要在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上有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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