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_谭凯（Nicolas Tackett）著，殷守甫译_9787520156363

与开放多元的唐帝国相比，两宋的政治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封闭内省的印象。但谭凯认为，拜唐末五代特殊的地缘政治遗产所赐，宋代的政治精英拥有空前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分析宋、辽、西夏的文献与考古证据，谭凯阐述了一种常态化的国家间外交如何在有宋一代形成，而宋辽分治华北的现状又如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边疆意识与族群观念——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唐宋变革”将在之后的一千年里左右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导论（节选）

在十一世纪，仕于宋朝的官员渐渐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构想他们所属的政治体。他们开始更加精确地界定政权的版图——现在在他们看来，自然地貌特征，以及历史上的长城，都可以是明确的政权边界。换而言之，此时他们不再拘泥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主权理念。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同质化的文化与生态领域，其边界未必与王朝的实际领土相重合。在他们看来，属于这个文化领域的人即他们所说的“汉人”；无论他们实际生活在哪里，即使处在周边王朝的统治之下，都应该效忠同一个汉人政权。这些信念继而点燃了一种情绪：宋廷有责任去收复位于其控制之外的“故地”。凡此种种的新观念，又以北宋时期（960~1127）日臻成熟的东亚国际体系为背景。宋与其东北强邻辽和平共处长达百年，这本身已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北宋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等外交的原则与草原政权相往来的王朝。与此同时，大规模、系统性的勘疆立界活动在各处边陲展开，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前所未有。本书旨在追索、定位并解释这些显著的发展。

事实上，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变革。由唐（618~907）入宋（960~1279），“中古经济革命”大大促进了货币经济与贸易流通的发展，帝国的许多地区开始了高速商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主导中国社会近千年的门阀大族淡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而非家世立身的新型精英。与这些变化相为表里的是儒学思想与民间宗教的革新，前者构建了新时代精英的伦理价值。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商业印刷的涌现；阅读人口因此持续上升，科举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上述各种变革，学界已有许多论述。然而，尽管过往的研究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有着细致的考察，还有一种变化虽同样意义深远，却少有学者关注。这变化关乎中国自我认同的转变，而这变化又以一个正在逐渐演进形成，并将主导东亚直至十九世纪的国际体系为背景。

本质上，本书所探讨的新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中萌发和兴起的一种“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本书也探讨明确界定的边界，以及其他通常与后威斯特伐利亚欧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并在此过程中叩问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叙事。不过，笔者并不是要以此否认西方/非西方、现代/前现代的分野。诚然，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体系成为全球的标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的格局。但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将此前的传统中国社会简单化为停滞、一成不变的世界。对中国政治文化而言，十一世纪东亚的多政权格局有着不亚于十九世纪的深远意义。它激发了新的观念，催生了新的世界观。凡此种种向我们呈现出世界史之中的另一种可能，一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又切实可行的国际关系结构。这另一种可能性由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国族观念（nation）在宋代的出现，二是新的世界格局在东亚的形成。

现代以前的国族主义与国族意识

1887年，在谈到国家名号的时候，清代诗人与改革家黄遵宪（1848~1905）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焦虑：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在这之后，黄遵宪讨论了一些可能的国名，并最终认定“华夏”二字的组合最为合适。因为，尽管包括了表示华彩的“华”字，该词并无自诩世界中央的意涵。此外，黄遵宪还写道，“华夏之称”自古以来就被用来指称超越朝代更替的中国文明。

这种对用语的详细探讨，在十九世纪末中国政治与思想的土壤之中绝非突兀。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1895年面对明治日本时的兵败山倒，让许多人开始相信：只有彻底的变革才能拯救中国。正是在这些年里，一直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格局最终瓦解，基于西欧霸权的新国际体系开始形成。因此，对知识精英而言，中国不再是朝贡体系顶端的上国，而是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国家的进程，并在很大意义上取得成功，帝国庞大的人口最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与此同时，国家开始界定其治下复杂的族群，将其纳入民族的框架。由此，几乎每个公民都被纳入特定的民族之中；就这样，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就和少数民族明确区分开来。

当然，现代国家及国族认同的形成，本身是一个两相“协调”的过程，一方面是建国者们的想法蓝图，另一方面则是人群中一直以来的历史观念或族群认同。事实上，黄遵宪的反思并非没有先例。八个世纪以前，在北宋后期，士人朱彧有过相似的观察：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刑\\[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异尔。与黄遵宪不同，朱彧并不为名称问题深感焦虑，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就在四夷的中央，凌驾于诸国之上。撇开这些差异，我们会发现朱与黄的讲述在基本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黄遵宪一样，朱彧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种超越了具体朝代的存在；这一超越朝代的实体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指称。朱彧同样意识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称呼他的国家，他提到的西北和东南与黄遵宪的说法几乎完全相同。两人最终都选了相仿的词来指称中国，他们选定的词中都包括了“华”字。由于朱彧的文字随着他的笔记广为流传，很可能黄遵宪曾经读到过其中讨论。许多个世纪之后，当黄遵宪写下他的思索时，他很可能想到了朱彧。

在宋代的时候，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看待他们所属的政权。这一说法，过往的学者就已经提出。数十年前，田浩（Hoyt Tillman）与陶德文（Rolf Trauzettel）认为一种“原始国族主义”（proto nationalism）在十二世纪出现，这一观念在很多地方与“德国式的浪漫主义国族主义”相似，“构成了通往中国国族主义的第一步”。在最近的研究中，葛兆光指出宋代有了一种“中国意识”，并认为这是近世中国国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他注意到在宋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更加频繁地出现（而这一词正是现代中国的国名）；换而言之，如果说唐代的政治精英认为自己统治着“天下”，宋人则认为自己驾驭着一个国家（state）。邓小南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她认为宋代政治观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把“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视为一体”。他认为宋明都旨在统治族群意义上的汉人，“他们无意开拓边陲，除非那里已经有了或可以支持起汉人聚落”。尽管学者们开始渐渐意识到一种关于中国认同的全新观念在宋代浮现，但已有的观察彼此相异，在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粗略的勾勒。然而，将它们纳入一幅完整的画卷，并追索这些观念的起源，这样的作品还暂付阙如。

要讨论宋代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国族意识，必须将宋代的情形与现代世界中的国族主义运动区分开。首先，本书将要讨论的观念仅关乎宋代的知识阶层，而十九、二十世纪的国族主义意识会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全体公民。事实上，对于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而言，通过大众传媒、义务教育与统战宣传，很多人渐渐将自己看作一个统一民族（nation）的一分子。由此，二十世纪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与军事征募才成为可能。然而，在这之前，尽管知识精英确实构想着一个共同体，正如我们在宋代史料中可以清晰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对这一观念产生了共鸣。因之，本书要讨论的并不是民众意识，也不是国家发动群众的尝试，而是在受教育阶层内形成的政治理念与认同观念。

其次，宋人在构建统治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诉诸国族主义观念下对国民或族群的理解。在任何意义上，宋人都不具有法国大革命时的“主权在民”理念，即只有出于民众自身的意志，政府才能合理合法地存在。包弼德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十一、十二世纪东北亚多政权格局对宋人帝国观念的影响。唐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皇权所及，自边陲部落至于化外。到了宋代，这种“普天之下”的观念就不再为人认同。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不同，宋人并没有将皇帝视为某个特定民族的统治者。相反，他们认为皇权仅限于四夷之中的文明世界。换言之，界定政权边界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族群。当然，种族上的区分在宋代已经存在。但是，就如包弼德已经指出的，它们“并没有被当作构成国家统治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皇帝并不是汉人的皇帝；受命于天的皇帝是整个文明世界的统治者，他们因此也统治着迁入帝国疆域并渐次汉化的非汉人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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