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_郭婧著_9787542961419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司治理命题被提出以来，公司治理问题因其对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而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从全球范围看，有关公司治理研究涉及的学科范围快速拓宽、研究视野迅速扩展、理论认识持续深化。
　　在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干预历来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股权结构能够对其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如何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等问题，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将公司治理效率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扩展到股权结构与政府干预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适用于我国转型社会、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

　　自伯利和米恩斯（Berle和Means）于1932年发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内部人控制现象，两权分离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但是，La Porta等于1999年对全球27个富有经济体股权结构的深入研究发现，除了美国和英国等法律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较为完善的国家的股权结构呈现分散状态外，终极股东在其余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中都很普遍，其控制形态大都集中在家族或者政府手中，而终极控制股东大多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交叉持股或直接控制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等方式来实现以较小的现金流来撬动较大的控制权，实现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自此，公司治理的研究热点逐渐向终极控制权方面的研究靠拢。
　　市场和政府作为主导现代经济的两个重要方面，其界限在哪里？人们一直在为此寻找恰当的平衡点。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使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一度成为主导政府管制的重要理念。但是，在此以后的20多年里，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使“自由放任”尽显疲态。无论是爆发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如此沉重的代价使人们再次回想起那双“看得见的手”，希望政府能够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弥补市场的缺憾。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我国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外界环境。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可见，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将政府干预这一宏观因素引入微观公司治理领域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解释我国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还能为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提供决策依据。
　　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决定了公司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如何在股东中划分的，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发展壮大，股权结构也呈现立体式的发展趋势。因此，如果仅仅从直接股东的视角来研究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问题就显得有些偏颇。对股权结构的研究要追溯到终极股东层面，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地将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分析清楚。那么，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终极股权结构能够对其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如何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书将公司治理效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理论分析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并对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拓展到终极股权结构与政府干预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提出了适合我国制度背景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1）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2）当终极控制股东是国家时，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干预效应得到加强，并且，政府对上市公司干预效应会随着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更加显著。
　　（3）当终极控制股东是私有性质时，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干预将得到抑制，抑制效应会随着终极控制股东股权集中度的升高而得到加强。
　　（4）当机构投资者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时，公司治理效率较前两者来说最高，说明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5）股权制衡度也是公司治理效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度越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干预越能得到抑制。
　　（6）由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等所引发的两权分离度越高，越容易引发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公司治理效率则越低。
　　本书在以下方面作出了创新：
　　（1）本书将政府干预这一政治环境因素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体系中，理论分析了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传导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有助于丰富政府干预理论，拓展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
　　（2）本书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政府干预与终极股权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对于此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该交互效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本书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开辟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视野。
　　（3）本书对采用“股票价格增长率／同期大盘增长率”作为公司治理效率的替代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比以往的衡量指标更加准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治理水平。
　　（4）本书对股权结构与股份结构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解决了以往研究中股权结构与股份结构混为一谈的问题，丰富了股权结构理论。
　　（5）本书在对终极股东股权性质分类时，不仅按照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进行研究，还借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将机构投资者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市公司单独作为一类进行研究，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股权结构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是公司治理理论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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