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威兰德的确是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巨人，他对布朗大学以及近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温在他的《美国高等教育史》一书中，对美国内战之前包括威兰德在内的美国5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若干共同特征进行了比较后指出，他们都具备牧师出身、年纪轻、在各自学校发展的关键时刻出任校长、敬业和爱学生等共同特点。但除了威兰德外，其他人关注知识甚于关注学校管理，关注自身学科的传授甚于关注总体的教育问题。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还不能称为教育家。而威兰德与他们不同，虽然这个时期教育科学中的管理和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尚处在萌芽和发展过程中，但威兰德在高等教育宏观领域和大学微观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他可被看作是屈指可数的可称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虽然岁月已经流逝了近两个世纪，但是威兰德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中闪耀的理性的光华，对我们仍具有颇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和个人需求的意识。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殖民地时期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以后的较长时期里，大学一直被视为象牙塔，与社会处于疏离状态。甚至在威兰德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快速发展与变革，新兴的社会阶层不断壮大，而高等教育发展依旧严重滞后，呈现出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脱节的矛盾，大学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这一本质现象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美国大学的培养目标依旧是以牧师、律师和医生等所谓的专业人士为主。这一时期，虽然部分大学开始关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职业分工的变化，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迈出的步子并不大。
威兰德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是美国变革时代的产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威兰德以独到的眼光，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思想，并在布朗大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一方面，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他本人具有强烈的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意识，积极呼吁高等教育要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威兰德在强调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同时，也主张高等教育适应个体的需求，充分满足社会所有阶层个人发展的需要。
二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精神。
在美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威兰德常常被看作是一名激进的教育改革者，这恰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其与众不同之处，具体地说，就是其大胆的创新精神。他的强烈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表现在其高等教育理念和改革实践两个方面。在高等教育理念上，他无疑是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如前所述，他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批判意识，提出了一些高等教育理念，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如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充分满足广大社会新兴阶层的需要，开设应用性和职业性的课程，实行选修制和弹性学制，等等。这在当时都属于开先河之举。当然，也正是由于他善于改革和创新，所提的一些教育理念，如上一章中所述，也存在偏激乃至错误的地方，但从他的改革动机和目的看，显然是为了探索大学良性发展的道路。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要予以肯定的。
在高等教育实践中，贯彻威兰德数十年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突出亮点，就是始终大胆坚持改革。从他执政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思考并着手实施改革，在微观层面涉及学校纪律、教学方法、教师管理等方面。假如没有改革，威兰德不可能快速地使布朗大学摆脱重重危机，使学校走上正轨。到了后期，则通过系统性的“新制度”改革将布朗大学的改革推向了高潮。尽管威兰德在办学实践和改革中采取的某些做法过于极端，导致了某些负面的结果，如布朗大学医学院因他辞退教师而撤销，成为后人对他的主要诟病之一，他领导的“新制度”改革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威兰德本人始终追求改革的精神是毋庸置疑的。正是他的改革精神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财产。在“新制度”改革过了一个世纪之后，20世纪50年代的布朗大学校长Henry Merritt Writson依旧称威兰德为该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
三是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
人们在总结威兰德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做出突出贡献背后的因素时，指出了首要的因素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对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和坚定的教育信念。威兰德虽然曾对他人表示，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话，他绝不会担任大学校长，而更愿意专职从事宗教事业。但这只是他对自己全身心、高强度的工作投入的一种情绪性宣泄。实际上，在他大学职业生涯的数十年间，他始终对高等教育事业充满激情，对学校工作忘我地投入。威兰德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
我是一匹地道的运货马车的马。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年复一年。我从来没有出去娱乐过。
他一生所尊崇的一个规诫就是：
每天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
在一次给毕业生的告别演说中，他用三句话概括了自己管理大学的指导性原则：一是对所要完成的工作毫无保留的投入；二是坚守自己的工作职责；三是今天能做的事决不能拖延到明天或下个月。
威兰德堪称是大学教师和领导者的楷模。作为一名教师，他对教学兢兢业业，始终坚持为学生授课，其工作负担甚至超出其他专职教授。他善于思考，具有良好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各个具体的问题中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多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美国青少年。
在学校日常管理中，他率先垂范，总是起到榜样作用。在严格要求其他教师的同时，他自己总是带头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在他担任校长的几十年间，只要他没有外出，学生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他在学校忙碌的身影。
威兰德始终以学生为本位，关心学生的成长，对学生充满爱心。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注重培养他们的公民责任意识和基本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他认得出每个在校学生，在他步入中年以后，他在学校中对学生的称呼一直是“我的孩子”(my son)，体现了他对学生父亲般的爱。
在他的两个儿子为他撰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的描述：在辞职后不久的一天，威兰德刚好路过距离已故的戈达德教授的住处不远的乔治大街，此时布朗大学新学期的第一次钟声正好响起，他停了下来，听着钟声，对着自己过去的一名学生说道：“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出此时此刻我听到这钟声时难以言状的宽慰和自由的感觉，你可知道，这是我近29年来，第一次感到我不再有责任了。”
是的，这是威兰德发自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白，同时也正是他数十年在布朗大学无私投入和忘我工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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