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分材料篇、人物篇和事件篇三部分。其中，材料篇主要是对本研究所用核心材料骉羌编钟铭文和清华二《系年》战国段简文的整理研究，包括“编钟的流传与钟铭研究的学术脉络梳理及编钟铭文集释”和“简文研究综述与释文校订”两部分内容；人物篇主要是针对编钟铭文和简文所涉历史人物及其历史陈迹所作的考证和系统梳理；事件篇则主要是结合材料篇和人物篇的研究成果，对编钟铭文和简文所涉历史事件展开的进一步研究整理。
适读人群 ：古文字学研究者、秦汉史研究者 本书分类梳理了骉羌编钟铭文和《系年》战国段简文并做出校释，结合传世文献，对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研究既有单纯的历史问题，也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问题，以及相关君主的纪年及世系问题。因此，人们不仅可以对战国前期的若干历史细节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还能够对春秋中期以降形成的历史格局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把握，对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先秦史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汉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两千多年裹，出土文献层见叠出，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孔壁中经、汲冢竹书、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态。
1925年，清华研究院的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首倡“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献。通过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二重证据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对近代学术的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人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总数约2500枚，其中有多种经、史典籍，非常珍贵，其重要性堪与孔壁中经、汲冢竹书相媲美。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过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讨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把中心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准的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当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对清华简进行保护、整理与研究，同时开展其他出土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在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学术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2011年4月，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中心领衔申报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2年5月，为回应教育部2011计划，中心联合国内11家兄弟单位组织筹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在领导的关怀支持和同人的集体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处仍然是明显的。我们的学识经验都很有限，面对任务的要求，时时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们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帮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发展，我们始终围绕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这个主旋律。
为了集中展示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辑了这套“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丛书将先推出20种，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单位人员，都是活跃于一綫的中青年学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献时间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相当宽广，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今出土文献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广大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这套丛书的编辑，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回应，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杨蒙生，男，1984年生。2017年在清华大学获博士学位，2017年至2019年在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主要致力于汉语言文字学和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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