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_朱溢著_9787532596867

　　中国古代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政治，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为治世的根本。而礼仪制度正能够在这方面发挥效用，因为礼的本质在于区别上下，有了礼才能区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名分，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安其位，不相僭越。其次，因为有区别，日后才有“敬”，以下敬上，以卑敬尊，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所以礼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于区别等级人伦，树立人际规范。故《礼记》说：“朝观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表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儒家所倡议的理想社会结构中，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央以至乡里，都由一定的礼仪规范。国家祭典、人伦秩序，都靠礼仪来维系。而人的生命中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有一套严肃而深具文化意义的礼制来引导，成为了人生必经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
　　汉代以后，中国官方以儒治国，儒家的礼仪进一步制度化、政治化，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教合一的重要工具。但古代礼仪文字繁琐，加以历代的变革更新，后人要了解其来龙去脉，绝不容易。学术界过去数十年对三礼的研究比较多，而历代礼制变迁的研究，可谓屈指可数。朱溢博士的新著《事邦国之神祗：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正好填补目前学术界的空白。

　　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礼的原意和最早的表现形式，大抵与祭祀有关，可以说礼是发源于古人对天地自然的祭祀和对鬼神祖先的崇拜。周代后期，礼的内容开始转化，一方面仍是泛指祭祀仪节，另一方面则从礼仪引申为“常道”、“法典”，泛指人与人之间所当具有的关系、态度与行为，亦即人伦规范的意思。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昭公二十六年又记晏子对礼的界定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可见礼已经发展成为政治、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行为准则和人伦规范。
　　礼是儒家思想中重要观念，从内在的道德提升到外在的守礼达人，可说是儒家伦理的一体两面。孔子在《论语》中对礼的阐释，除了泛指古代传下来的祭礼外，也包括了社会政治体制，即周代的典章制度。但讨论得最多的，则是人伦规范方面的含意。如《论语·为政》记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谓“以礼”，是要合乎当时社会上认为侍奉父母所应有的行为，而且往往要发自真心，不能只是形式。所以“礼”和孝道思想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在儒家来说，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美德，而它的外在表现，要通过礼来实现。因此，礼仪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点可以从礼与仁的关系去加以证明。“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但当孔子解释什么是仁时，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换句话说，实行仁德，就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由此可见，礼已经成为人类在各种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人类的道德人格，建立人文秩序。
　　祭祀礼仪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人伦规范？首先，古代的祭祀仪式除了代表宗教上的一种信仰外，也带有政治和社会上的功能。祭祀背后所包含的孝道思想、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精神，对政治和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作用，因而受到重视，被政治家大力提倡。所以，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礼记》有以下的记载：“礼至于国也，犹衡至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在位，以处家室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中国古代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政治，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为治世的根本。而礼仪制度正能够在这方面发挥效用，因为礼的本质在于区别上下，有了礼才能区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名分，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安其位，不相僭越。其次，因为有区别，日后才有“敬”，以下敬上，以卑敬尊，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所以礼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于区别等级人伦，树立人际规范。故《礼记》说：“朝观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表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儒家所倡议的理想社会结构中，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央以至乡里，都由一定的礼仪规范。国家祭典、人伦秩序，都靠礼仪来维系。而人的生命中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有一套严肃而深具文化意义的礼制来引导，成为了人生必经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
　　汉代以后，中国官方以儒治国，儒家的礼仪进一步制度化、政治化，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教合一的重要工具。但古代礼仪文字繁琐，加以历代的变革更新，后人要了解其来龙去脉，绝不容易。学术界过去数十年对三礼的研究比较多，而历代礼制变迁的研究，可谓屈指可数。朱溢博士的新著《事邦国之神祗：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正好填补目前学术界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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