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执子之手,与子同行
罗怀臻
上海戏剧学院是改变我人生的地方。1983年,我作为进修生第一次走进上海戏剧学院。那次的进修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是那时候的进修班跟今天很不一样,招收的学生名额需要教育部和文化部给予指标,费用主要由国家负担,个人和所在单位只是象征性地缴一点学费。那时候,社会上还积压着“文革”十年耽误的一代人,他们中间并非每个人都有重新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还揣着大学的梦想,不甘心就此度过平淡的一生。记得1983年全国报考上海戏剧学院那个“戏曲创作进修班”的学员有上百名之多,经过两天的笔试、面试,最后录取了正式生24人,旁听生7人,我就是那个第24名被录取的正式生。在这些报考的学员中间,有些已是成名的剧作家,如京剧《徐九经升官记》的第一编剧郭大宇;有些则是受过本科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如后来重返上海戏剧学院的方方教授;有些已担任着戏剧院团或艺术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如时任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俞康生。在这样的一群考生中,我被录取了,当然感到很惊喜。
后来得知,就我的考试成绩是很难进入前24名的。所以能以第24名的身份被正式录取,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我其他各门考试成绩平平,但现场创作的短篇小说得了高分,阅卷老师对我写的那篇小说非常满意,觉得充满了动作感,看似小说却充满戏剧性,认为这个考生很有创作戏剧的天分;另一个原因,是我来考试的时候,身上揣着一封信。当时我的身份是江苏省淮阴地区清江市(即今天的淮安市)淮剧团演员。那时节,我在剧团里偶尔帮演员加写几段唱词,也写过一两个剧本习作,虽然没能上演,但已经对戏剧创作产生了兴趣。剧团里有位导演,是原上海国立剧专的学生,名叫梁小鸳,与上海戏剧学院的陈多老师、陈耘老师都是同学,而且这位当年的上戏校友,还是家住静安寺附近的上海人,他是因为被打成了“右派”而发配到苏北流落在那个地方戏剧团的。梁小鸳知道我报考了上戏,行前给他的老同学,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系主任陈多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让我到了上海亲手交给陈多老师,我想梁小鸳的这封信是起了作用的。后来陈多老师果然跟我说起,他的那位流落在苏北的同学本名梁怨,胸怀大志,口无遮拦,遇事有反向思维,尤其对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有精到的研究。可惜怀才不遇,谪贬民间,就其才华,应该与当时正叱咤风云的胡伟民一样成为全国级的戏剧大导演。陈多老师对我的“破格”录取,也是对老同学的“安慰”。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之后,我能处处感受到陈多老师对我的特别关怀。首先在确定剧本创作指导老师时,陈多老师把我推荐给了同是苏北籍人的校外特聘教授陈西汀先生。西汀先生是举国闻名的戏曲作家,曾经是华东戏曲研究院和上海京剧院的大牌编剧,他老人家曾经给周信芳先生编写过《红色风暴》《澶渊之盟》、给盖叫天先生编写过《七侠五义》、给童芷苓女士编写过《红楼二尤》《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著名剧作,可谓高山仰止,如雷贯耳。西汀先生收下我这个“关门弟子”后,也像陈多老师一样,待我亲如父子,视同己出。一面是陈多老师引导我思考理论,一面是西汀先生指导我练习创作,我在两位恩师的精心栽培下,度过了在上海戏剧学院、在上海的一年时光。这一年里,陈多、陈西汀两位前辈对我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包括在治学态度、精神涵养方面的熏陶,使我受益终身,有生难忘。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两位恩师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人格遗产。
1986年,在两位陈老师的力荐之下,我从苏北小城淮阴调动到大上海的大剧院,成为一名专业编剧。30年过后的2016年,我迎来了生命的一个甲子。记得在我生日的那天,我把在上海工作平时走动较多的十几个学生聚集到一起,做了一件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情——去往墓园,认祖归宗,祭拜已经过世了的两位陈姓先师。我想让我的学生们在为自己老师庆生的这一天,知悉过去,懂得感恩,明白自己的来路与师承。
上海戏剧学院是改变我人生的地方,也是我人生的中转站和起跑点。从迈进上戏大门的那一天起,直到此后的若干年,老师们在世时,我会不断到学校请教;老师们过世后,我接过他们的教鞭,也成为一名上戏教师。每当有人问起“你为什么对年轻人那么热心”,“为什么对年轻同行那般扶持”的时候,我都会在心底默念两位陈老师,我清楚人生没有无缘无故的感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责任,正是两位陈老师和许多校内校外的前辈师长们对我的关爱与保护,方才成就了今日之我,方才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与学生们与相识或不相识的年轻朋友们的相处方式。与两位陈老师相比,我所做的远不能及。
2005年,在我的朋友、也是多年的合作者,当年进修班时就已相识的舞美系同学韩生主持上海戏剧学院领导工作的时期,我被聘请回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罗怀臻戏曲创作工作室”。自此,我又重返校园,得以将我多年创作实践的经验和对当代戏剧理论的思考反刍给曾经哺育我、栽培我、造就我的母校,让我有机会以当年老师们对我的那种心情去感染更多的如我当年一般年岁的现在的年轻人。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甚至没上过高中,我所获得大专学历的“电大”,也是一座彼此不照面的虚拟大学,我唯一精神认同的母校就只有上海戏剧学院。我常说,在大学读十年书和读一年书本质上是一样的,学生与学校之间感情的深浅,不在于在学校待了多长时间,而在于在校期间是否真切地熏染了学校的精神。我所熏染到的上戏精神,是一种温暖的、无言的、具有人情味的,同时又是高尚的、甘为年轻人当铺路石子以及在任何情势下都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坚持创造、追求卓越的校训校风。这种人文情怀和卓越精神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立校之本,只要这个根本在,这个学校就会有生命,就会有前途;当这个根本动摇了,改变了,这个学校也就流于平庸,甚至不再是这个学校,而名存实亡了。
这两年,我陆续出版了三套文集,一套是我的剧作集,一套是我的演讲集,一套是以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集。身边的朋友建议我再出版一套教学集,即把我这些年指导学生创作的剧本选择一部分出版,作为我教学实践的结晶和创作观念的延伸。我在上戏担任兼职教授的十多年里,曾经指导的学生数以百计,从中挑选出较有代表性的剧本40部,其中6部为小型剧本,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兼任我的工作室助理朱锦华老师的帮助下编辑为3卷本,每卷三四十万字,总计120多万字。3卷教学集收录的剧作,分属于三类学生。
一类是研究生。迄今为止,我在上戏指导的戏剧创作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近20名。这些研究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着社会实践经历又回到学校深造的,如龚孝雄、冯刚、蒋演、陈力宇、周倩、高源、薛晓、王晓菁、马凌姗等,他们有的在尚未读研之前就已经与我相识,有的是因为报考了上戏而成为了师生。拥有实践经历的学生,经过在上戏的学习重新确立了创作高度,重新找回了非功利性的创作心态,对于他们各自在实践中的创作瓶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重返实践之后,有些已经成为同时代编剧队伍中的佼佼者,有些则已在年轻的同辈人中显示出了强劲的创作实力。另一种是由本科直接升学读研的,如魏睿、刘煜、齐名、卢乙莹、徐雯怡、王莹、魏菡、程琛、张峻棋、周心怡等,这些学生有些还在读,他们或是戏剧专业毕业的,或是其他专业毕业但对戏剧影视创作感兴趣转而考入上戏读研的,这些学生往往较少既定“套路”,在练习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很愿意显示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对戏剧的独到见解,作品也常常能表现出不同于职业编剧常态化的写作思维。在这些研究生中,有个别的,像王晓菁,她的父亲王信厚曾是我1983年在上戏进修班的同学,当年同窗好友的女儿今天作为新一代接班人又成了我的学生。总的来说,这类读研的学生无论在校时还是离校后,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我们彼此间的关注也比较长久。这些研究生们毕业后大都在国有专业戏剧院团从事剧本创作,有些进了非国有的文化公司,也有个别的转行自己创办了文化企业。无论是否还从事着编剧专业,剧本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都会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他们,也惠泽着他们。
一类是研修生。2010年,我当选为第七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为一名兼职副主席,我不禁思考我能为全国戏剧做点什么。思考下来,我想到当年我经过在上海戏剧学院的短暂进修,改变了观念,接通了时代,然后调整了心态,重新起步,从一名剧本写作的爱好者,成为一名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剧作家,这短暂的进修对我的改变是巨大的。那么,我能不能像当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一样,也推动举办这样的进修班呢?我把这个想法向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们表达,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为了支持我的想法实施,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在沪成立了全国戏剧创作高端人才研修中心,委任我为中心主任,探索这种非学历实践型公益性高端青年戏剧创作人才的培养计划。这个计划也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等办学单位的名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这个特别的研修班便开办了起来。2011年编剧班,2012年导演班,2013年戏曲音乐班,2014年评论班,2015年舞美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足足用了五年时间,向全国戏剧界推送了近300名戏剧创作与评论的青年精英人才。
“重返校园,重温理想,感悟时代,更新观念”,研修班学员由各个地方剧协推荐,经中国剧协遴选,通过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集中研修,重新获得了一次新的起点,迅速并有效地扭转了办班之初全国戏剧界创作与评论人才严重断层的被动局面,且就此形成了一种可复制的新型办学模式,很快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一系列的研修班中,最先办的是编剧班,我是编剧班的班主任。编剧班招收了30名正式生,30名旁听生,结业典礼上,中国剧协将30名正式生学员的剧本提前向全国专业剧团推荐,结果30个剧本来了39家院团签约。我现在要说的是,本次收录于教学集中的12部研修生的剧本,主要遴选的标准是我对这些作品指导创作与推动完成的参与程度。这个班的学员,可谓云集了一代人的精华,我不是这个班唯一的指导老师,有些剧本在参加研修班之前已经成熟定稿,有些剧本的指导老师是其他剧作家,因此代表这个班水平的剧本不一定都被选编进来。但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但凡参加这个研修班的青年剧作家,来与不来是不一样的,来之前与来之后也是不一样的,编剧研修班真的仿佛是一台转换器,一座加油站,一个转折点,经过短暂的集结洗礼,形成了于21世纪新时代中国剧作家群体魔幻般崛起的“黄金一代”。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剧作家的代际转换正是以这个研修班的成员为主要识别标志的。河南的陈涌泉,江苏的罗周,云南的杨军,北京的冯静,辽宁的李铭,浙江的蒋胜男,广西的胡红一,河北的陈建忠,山东的陈新瑜,重庆的王宏亮、陈国亮,湖北的唐淑珍,江西的马永继,甘肃的马勇,陕西的宋文宪,以及上海的喻荣军、龚孝雄、洪靖慧、蒋东敏、管燕草、赵潋、夏天珩等,支撑起了一个区域一代人的剧作天空。在近几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评选中,这个班每届都有获奖者,有时一届竟有2—3部作品获奖,这个班的好几位学员也已成为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评委。
一类是进修生。这类学生就像37年前来到上戏进修的我一样,有着职业戏剧人的身份。到上戏学习,不是为了学历,也不是为了工作,就是单纯地希望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坦率地说,这类学生和我的感情最深,因为在他们身上,经常能看到我过去的身影。他们在校的一年也特别地珍惜光阴,而且一年以后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也与我当年一样,有些变化也是转折性的:有的创作出了本剧团甚至本剧种的代表作;有的从原来模糊的专业岗位身份,如文化馆的,电视台的,进入了专业剧团,走上了职业编剧岗位;有的多年来虽然勤奋但作品不温不火,回去以后则有了质的提升,并在一个地方独当一面。如曾经在宁波群艺馆以写小戏小品为专长的谢丽泓,回去后在省内外上演了多部大型作品,还一跃成为浙江省剧协的专职秘书长。如福建的王羚,本是演员出身,做过导演,做过团长,在上戏进修期间创作了闽剧《双蝶扇》,成为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这部作品也成为他,成为主演周虹,成为福建闽剧新时代的代表作。再如陈涣,来时还在福建东山岛的一个电视差转台工作,为了来进修,不惜辞去公职,一年以后,由于刻苦用功,创作了两三部剧本,先后被几家省级剧团采用,随后被海南省琼剧院作为编剧人才引进,如今成长为一级编剧,不仅在海南省内独当一面,剧本还被外省市频频相中,频频上演。还有一些学员,来之前没有创作过大型剧本或创作过大型剧本但都没有上演,进修期间完成了新的创作,回去之后这些剧本很快上演,有些更是在全国或省市获奖,工作岗位和创作环境都有了明显改善。如云南创作了彝剧《龙之恋》的李垠和创作了花灯戏《山里》的尹正龙,湖北创作了京剧《大唐乐工》的柳隐溪,湖南创作了戏曲《李斯》的周建清,广西创作了彩调剧《空村》的李诗,上海创作了话剧《选择性呼吸》的鄢辑吾等。
还有两位很特殊的学员,一位是创作了昆剧《乌石记》《孟姜女送寒衣》的俞永杰,本是一位昆曲曲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从小拜访名师,钻研曲律,没有体制内的工作身份,经过来上戏进修我们彼此结缘,我通过对他的了解,觉得他是否成为一名戏曲作家似乎并不紧要,紧要的是他所钻研的那一门冷门绝学,即韵律学、曲律学,包括对昆剧曲牌的精深研究,乃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特别人才。于是我把他推荐给了时任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汤逸佩老师,经汤老师举荐,永杰现在已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在编研究人员。与此同时,他所创作的几部昆剧剧本,先后被浙江、湖南等省份的昆剧团采用排演,人生局面和精神格局都为之豁然打开。还有一位上海出生的女孩罗倩,自中学起便爱好昆剧,她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巧我创作的昆剧《一片桃花红》由上海昆剧团应邀到北大校园演出,罗倩便是那位抱着几十份演出海报在北大校园内外四处张贴的学生。后来我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一次剧本征集活动中看到了署名罗倩的昆剧剧本《莲花结》,我在推荐和辅导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认识了罗倩本人,其时她已是在德国攻读博士的留学生,偶尔回来探亲,她也和进修生们一道来听我的剧本创作课,也和其他的进修生一样完成创作作业,她的作业昆剧《红楼别梦》曾经由上海昆剧团排演。
我在进修生身上花费的心血最多,这类学生跟我的感情也最亲。我的研究生和那些个研修生,是学生,也是两代人,而进修生们则像是我的朋友、同行、亲戚,就如当年我和陈多、陈西汀老师一样。所以,我以和来自全国的、密切相处一年的这些重感情、肯用功的进修生们相遇相识相处为幸事,我也十分珍惜着与他们的交往,维系着与他们的感情。从近百位进修生中选出11部大戏和3部小戏的剧本,也只能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由三类中青年剧作家的30多部剧作所构成的三卷本教学集,从某个角度折射出当代戏剧创作的整体风貌,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剧本创作水平。综合地看,他们与任何一个时代的剧作家相比都不逊色,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剧作中看见属于这个时代剧本创作的鲜明特征。掩卷沉思,我也深深感觉到,我究竟何德何能得以与这么多的年轻同行结缘相处,并且在与他们的交往互动中不断感受着时代的气息,不断领悟着戏剧文学的当代精神。如果问我今天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希望我不同名分的学生,或是指导过的青年作者,或是因为我的热心把大家积聚起来同窗学习过的同行们,能够担负起当代戏剧文学复兴的责任。戏剧文学“复兴”的标准,是以元明清三朝戏曲文学的大时代为参照;辅之以20世纪上半叶曹禺、老舍、田汉、陈仁鉴等,下半叶魏明伦、陈亚先、郭启宏、郑怀兴等当代优秀剧作家代表作为参考,建立起来的属于21世纪中国戏剧文学特征与高度的时代识别感。如果因为我的这点微薄之力与这颗寸草之心,多少能使这一代人的面貌更清晰一点,那么我就觉得十分拥有荣誉感和成就感了,所有过往的付出也都值得。
我还希望每一位剧作家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创作个性之外,能够自觉地肩负起一种行业的责任,就如陈多、陈西汀老师那样对待我们以及我们对待更年轻的同行一样,关心戏剧这个行业,关心剧本创作这个专业,关心比我们和你们创作处境更为艰难的同行者,把我们个人的能量辐射到整个行业中去。此外,我也希望借助这套教学集的出版,能够引导更年轻一辈的剧作者们看清路标,辨识路向,进而更加坚守对于戏剧剧本创作的本心,以期有更加令人瞩目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