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轨迹（中国戏曲学院晚霞工程丛书）_齐建昌著_9787503967894

　　《艺术家的轨迹（中国戏曲学院晚霞工程丛书）》以形象思维的方法揭示了文艺人才成才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使读者读来更为形象而亲切地感受到成才之路就在你我的脚下。全书共六章，收录了科学管理与人尽其才、奖励与拔擢人才、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人才崛起、领导关爱与文艺人才、调查研究与发掘人才、人才个案分析。

　　人才研究，古已有之。如刘安主编的《淮南子》说“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王充在《论衡》中有“人才高下，不能均同”。左丘明编的《国语》有晋国大夫赵衰“推贤”的记载。人才这个概念在史籍中多用“贤才”“贤能”的提法。最早提出“举贤才”的是孔夫子。他是提出“人才难得”的第一人。孑L子说：“才难，不其然乎？”
　　墨子集百家“推贤”“进贤”“举贤”的观点作“尚书”篇，提出“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高、口才好、学术广博。《尚书》还有“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之说。他提出“尚贤事能”的具体主张：不论贫贱富贵，远近亲疏实行“有能则举”和“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则。他认为“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的普遍规律。他视人才为“国家之珍”“社稷之左”。墨子的《尚贤》一书奠定了任人唯贤的思想基础。朱熹释贤才为“贤，有德者，才，有能者”。荀子主张选才的标准是：“不怕亲疏，不怕贵贱，能诚能求之。”韩非子的用人标准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宰相狄仁杰也主张“举贤不避亲”，他提拔自己的儿子为部长级干部（地官侍郎）并推荐张柬之等数十人为官。面对非议，狄仁杰说：“举贤为国，非私也。”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司马光提出的人才标准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圣贤之所以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以贵，莫贵于知人”。刘劭对英雄的解释是：“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龚自珍在《明良论》中痛斥压制人才的“资格论”，而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在《墨觚·治篇》中分析历代用贤用亲的利害得失，提出“人材者，求之则欲出，置之则欲匮”，又说“与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提出“量能而授之职”，像《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形象的人才学。如曹操对人才的定义：“胸怀大志，腹有良策”。作者罗贯中关于人才的标准是“智能双全”。唐诗宋词及其他诗词歌赋中有许多关于人才的论述，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生我材必有用”等皆是。
　　如前所述，人才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然而人才学又是一门鲜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中华大地诞生了一门新学科——人才学，从而使人才研究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阶段。人才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省市建立起来。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从事人才研究的专家学者。人才学研究著作琳琅满目地陈列于全国各地书店的显要位置。这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即对文艺人才成才规律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9年王通讯、雷祯孝联署发表的名动一时的论文《试论人才成长的内在因素》首次提出“人才学”这一概念，人才学的宗旨是探索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探索人才管理的规律，即人尽其才的规律。这一新兴科学刚一起步，就受到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对这篇文章做了重要批示，并指示胡启立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全文转载。《中国青年报》根据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加了“编者按”。后来耀邦同志在另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以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叫战略学，用有限的投资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叫经济学，可不可以这样说，以有限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发挥他们的最大才能，以有限的时间造就大批合格人才，叫做智力开发学或叫人才学。”在耀邦同志的关爱和推动下，人才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中华大地，给无数求进者带来福音。由于人才学与我70年代思考的人才研究应当成为一门科学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于是我迅即投入到人才研究队伍中来。我的人才研究，是结合自己从事的戏曲专业进行的，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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