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看法》题为“文艺看法”，既指看文艺的观点，也指看文艺的方法；而被看的文艺，则是文学、艺术的现象与作品。作者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艺的创作、研究和讲授工作，因此《文艺看法》打通了业界与学界壁垒，属作家型学者或学者型作家著述。书中所收文章，很多在中文一级与核心期刊发表过，具有文艺文献学价值，深切当代文艺思潮、作家创作现象、文学与影视美术互动脉搏，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生长的真实心跳声，读起来饶有兴味，
我这大半生，基本上是在创作、研究和讲授文艺作品中度过的。因此结交的，也大多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或研究的朋友。在他们视野里，我的身份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先后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电视台的负责人和高校的教师。对我身份的次第变化，他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原因还是因为文学与艺术。
高校教师于我，算是梅开二度。1983年，我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三年，因此调入中国计量大学，属旧梦重温。现在回想起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的七年，有个人应该被提到：奠言。我与这个人没什么交集，扯起来难免有攀龙附凤之嫌；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他对我的影响。我1979年考入北师大，1986年离京，那个时段，正是莫言在文坛脱颖而出的时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接通世界文学脉搏的时光。
我与莫言从未谋面。1983年留校后，我常与《青年文学》编辑李景章在一起喝酒、聊天。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和我一样视文学为梦想，酒量却比我大几倍，因此醉卧他们编辑部，在我已是常事。那时候他们杂志编辑力量很强，黄宾堂、马未都、牛志强都在，李景章手头正编辑莫言的《草鞋窨子》。因为《透明的红萝卜》，我知道莫言在文坛已经小有影响。我翻看着《草鞋窨子》的手稿，感受到作品很沉实的分量。不久，他的《红高梁》在《人民文学》问世，评论界竞一时失语；过了好久，才由李陀发声回应。在大学同学葛菲家里，我曾获赠一本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知道莫言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敬重，以及他坦承自己受到的影响。心神向往间，我觉得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实在太好了，不仅可以研究和创作文学作品，还能经常和作家们交流想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形成共识，便会成为文学现象或思潮生发的源头。不久，怀揣文学梦想的我毅然辞别京师，调到中国东部一座沿海开放城市，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去了。那以后的第14年，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12年后，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信息时，我已经不在文学杂志做编辑，甚至也不在电视台做负责人，而是重新回到高校，做起专业教师。从起点回到起点，我发现中国高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如大学毕业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经受了过山车般的震荡。文艺经历了摆脱政治钳制、获得主体自觉、回归艺术本身的艰苦历程，也经受了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谋夹击，如今更是淹没于读图时代、视听至上的互联网汪洋。此间，诸多现象、思潮在异质文化碰撞交流中生成和溃灭，诸多作家和艺术家因仕途或经济潮流放逐与沉沦。社会焦点不断移易，生活重心次第偏转。直到喧嚣归于沉静、水落以至石出，蓦然回首，我发现和明白了，凡与心灵相关的必定难以热闹；当然也因为与心灵相关，便注定不会消亡，即如文学和艺术。
因此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也许能够成为读者把脉当代中国文艺的心跳声呢。
权作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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