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专著,对桐城派文论做了新的整理和阐述。该书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创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颇具桐城风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对文章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出版说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着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守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着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某些所谓巨着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着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着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以往,老北大讲义有很多着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凝聚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的思想学术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关于本书与作者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他早年治诗、文,后专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旁及诸史、音韵,自成一家,是桐城派后期大师。当时学者评价他说:“先生根底盘深,流露于诗文者,蔚为大观,自成一家之言。而义法谨严之中,饶有渊懿冲淡之致,此为先生之所独绝也。”
虽出名门,但他不求仕途,而倾心于教育,曾在多所高等学堂任教,最主要的是被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严复聘为伦理教习,任教六年,其间编讲义多卷,有《伦理学》《诸子考略》《群经考略》《群儒考略》《十三经述要》《七经问答》《大学古本解》等。再后任教京师法政学堂时又撰成《蜕思轩读经记》及《外国文学》两书。
1914年,他应北京大学聘请任文科教授,四年后离去。其间着《史学研究法》一卷,《文学研究法》四卷二十五篇,是他于北大作为教材的讲义。
《文学研究法》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着,对桐城派文论做了新的整理和阐述。杨福生先生对此书解释说:“所谓‘文学研究法’,其实应是‘文章学概论’,重点强调文章写作而非文学创作,更不是‘文学研究的方法’”,“其‘法’都作‘法度’解,意即‘研究文章写作的法度’。”
《文学研究法》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而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确乎桐城风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
据说,在《文学研究法》编写过程中,他“恒至日暑忘餐”,写完一段就诵读,家人朋友听得入迷,“仆御皆环听户外”。而他在授课时,“危坐诵说,神采照人,诸生受其讲授者,之于课业无不豁然贯通,造就成材者不可胜数”。
到了后来,胡适由美国归来,任北大教授,他倡导文学革命,力排桐城派古文。此时恰好有徐树铮创办学校,延请姚永朴任教务长,所以他便离开北京南下。据他的学生回忆,有次他为桐城中学第十四届学生讲课,当时他已经失明,由校工扶到课堂,但“先生凭记忆,边诵边讲,纵横捭阖,剖析入微,不仅课中正文无一字讹误,文中各家注解,也娴熟如数家珍,听课学生无不钦佩之至”。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桐城派后期大师。他早年治诗、文,后专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旁及诸史、音韵,自成一家。当时学者评价他说:“先生根底盘深,流露于诗文者,蔚为大观,自成一家之言。而义法谨严之中,饶有渊懿冲淡之致,此为先生之所独绝也。”
文学研究法卷一 1
起原 3
根本 10
范围 17
纲领 24
门类 31
功效 41
文学研究法卷二 49
运会 51
派别 60
著述 67
告语 74
记载 79
诗歌 86
文学研究法卷三 95
性情 97
状态 104
神理 111
气味 118
格律 124
声色 133
文学研究法卷四 145
刚柔 147
奇正 153
雅俗 159
繁简 166
疵瑕 172
工夫 179
结论 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