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赵大鸣
1966年至1978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中国社会处在“文革”时期。本卷收录这一时期的军歌作品，主要依据如下几个原则：部队文艺团体和艺术家的创作者身份；表现军人思想意志和战斗生活的题材内容；在当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军歌经典作品；最能体现当时军歌在音乐和文学方面创作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曲目。在具体选择过程中，这些标准和原则又互为辅助、相互制约。在歌曲的内容特色、音乐风格、体裁形式、写作技巧，以及传播方式上，尽可能客观记录当时历史背景下军歌的实际情况，也是本卷在录入歌曲时所悉心考虑的因素。
尽管有上述基本原则，在具体收录过程中，依然难免有参差疏漏、不甚周全的缺憾。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在具体文艺现象认识上的局限和感受上的差异，客观上也会影响曲目的选择。对此，只能留与时间去判断和弥补。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歌曲的传播和留存方式与今天大不相同。电视尚未普及，更没有家用录音机、光碟以及网络等现代物质媒介手段，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纸质的文艺刊物也处在停顿状态。在普通人群中，收音机和公共场所的广播，是歌曲最基本的传播形式。从更深层的历史因素看，到20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距离大规模战争状态的结束也不过十几个年头。整个国家依然处于从战时状态逐步走向常态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的各领域，依然程度不同地带有“军事化”“集体化”特征。机关、学校、工厂乃至乡村，集体活动形式的开会、学习、生产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而常见，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集体活动就成为歌曲传播与留存的重要社会生态基础。这种情形对歌曲创作的影响在于，不仅应该好听，而且应该好记、好唱，并且要大家一齐唱，这四大特点的同时存在，正是军歌的天然优势。加之当时社会浓重的军人崇拜风尚，这就让全社会对军歌的热爱和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的部队歌曲同时又以“群众歌曲”的形式传唱于整个社会，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歌曲的功能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是这一时期军歌的历史特征。这与后来的八九十年代，军歌以流行音乐的方式加入社会娱乐化传播并不相同。趋向同一的“集体性”与大众娱乐时代的“流行性”有幽微而深刻的差别，反映出不同历史环境中，社会观念意识与个人情感方式的变迁。
这一历史时期与军歌有关的另一个现象，是遍及全军乃至全国的、各种层次与规模的文艺演出队及文工团的舞台演出活动。特别是在部队中，除了专业文工团之外，不同建制下（军、师、乃至团一级部队）的文艺演出队十分普遍。创作表演水平也达到了一定高度。各种层次的文艺晚会，促进了军歌表演形式的多样化。除了队列歌曲外，独唱、合唱、对唱，以及与戏剧和舞蹈等艺术手段相结合的表演唱，丰富了军旅歌曲的体裁形式。这也是自红军时代起，军队文艺始终保有的一贯传统在当时的延续和发展。创作的题材内容也广泛涉及部队生活与军人情感的各个方面。除了直接宣示思想概念、口号条令的歌曲之外，描述部队战斗训练、日常生活、干群关系、战友情谊，以及军政、军民关系的歌曲批量出现。到70年代初，部队专业文工团逐步恢复，同时，许多词曲作家个人的创作履历与经验水平也进入了成熟阶段。虽然歌曲创作仍旧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但许多军歌作品依然表现出了作者自身的音乐造诣和文学水平，保持了一贯的军旅艺术特色和部队生活气息。
70年代初期，重新改编革命历史歌曲，也是当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比如改编的“陕北民歌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等歌曲，在延安红色根据地时期已经出现，而在70年代初期的改编过程中，又再次为人们所熟悉。对于这些改编的历史歌曲，本卷根据“军歌”大的概念范畴，也给予了选择性收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里，军歌的历史始终存在着不断改编过往已有歌曲，逐渐变化发展，直至最后成形的情形。许多后人所熟悉的军歌，最终定型的版本与最初的词曲内容有很大区别。本卷收录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有些歌曲前卷可能已经出现，而在本卷涉及的历史时期里又有较大变化或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军歌历史的实际状况，也是歌曲产生、传播与演变的规律特性所致。到70年代初期，一度完全中断的电影故事片的拍摄开始恢复，军事题材亦是当时电影的热门题材。这些故事影片中的插曲，有不少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本卷也择其精华，给予收录。
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创作进入高峰阶段。歌曲界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开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后期，作品的数量和作曲家的参与程度达至高潮，直至70年代的中前期。由于题材本身在当时无可置辩的特殊地位，也由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境界、古典格律诗歌在结构上提供的巨大空间，许多作曲家倾力投入其中，尽可能展现歌曲音乐的创作观念与创作技法。这就使毛泽东诗词歌曲，在当时成为最具“艺术歌曲”价值的特殊领域。同一首诗词常为不同作曲家反复谱写，风格迥异，又各有所成。由此而成为当时歌曲创作的一大“景观”。毛泽东诗词大量作于战争年代，其中多有军事题材的内容描写。为之谱曲的作曲家，也大都有过战争经历或军人的身份。惟此，本卷特设一个章节，集中收录毛泽东诗词歌曲。有些曲目的写作时间、作曲家身份虽与本卷总则有所出入，但考虑特定内容的收录效果，也一并纳入本卷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所致，本卷收录的歌曲，有些并不易简单确定其“正式出版”的时间或方式，甚至一些歌曲会出现重大社会影响在先而正式出版滞后的状况，因此，本卷的编排体例与严格按编年体进行的其他各卷有所区别，采取了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题材内容与体裁形式进行的综合编排方式。此处，也请有心对史实资料钩沉考辨的朋友，予以充分理解。
同其他更复杂的艺术形式相比，歌曲艺术因其相对单纯的产生与传播方式，与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更为直接、更加迅捷的反映关系，因此，对一个特殊时期的军歌的整理概括，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历史环境的诸多因素而凭空进行。本卷收录这一时期的军歌，尽力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史实资料，因为客观地了解历史现象，也是深刻认识历史本质的必要前提。特定时代造就特定的艺术现象，而艺术的现象又折射历史时代运行的本质规律。这其中所蕴含的是一个更加深入的课题，其文艺学和艺术史学价值，也是不可小觑的。
本卷的辑录过程，得到诸多前辈专家的指导，提供了珍贵史料线索。在此表示真挚感谢！
2016年岁末
总??序??
张千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人民音乐出版社隆重出版《嘹亮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优秀歌曲集》，意义十分重大。
嘹亮的军歌伴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的征程岁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不仅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且成为我军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军队的历史也是人民军队的音乐发展史。这套丛书共收录1600余首歌曲，具有历史跨度长、史料收集广、涉及作品多等特点。其中，有许多耳熟能详、常唤起我们美好记忆的“好”歌，也有一些因年代久远我们甚至不曾听过的“老”歌，还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因距离我们太近以至于还来不及用时间这把尺子准确衡量的“新”歌。我相信，这些与我军90年光荣历史同行的“嘹亮军歌”，不但具有欣赏层面的艺术价值，也同样具有历史层面的文献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体现了我们编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后共同认知的三个理念：
1.以9卷成集，寓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并谨此纪念。本套丛书分卷情况如下：第1卷（1927—1937），第2卷（1931—1945），第3卷（1946—1949），第4卷（1950—1959），第5卷（1960—1966），第6卷（1966—1978），第7卷（1979—1990），第8卷（1991—2000），第9卷（2001—2017）。各卷时间段的划分充分考虑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节点，力求使读者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们这个国家之命运的必然关联。
2.本套丛书中收录的作品涵盖了建军90年来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和非军队音乐家创作的优秀军事题材作品，以及体现我军不同时期各大建制单位特征的优秀作品，力图使读者能够透过这些歌曲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和从兵马到兵车，从摩托化到机械化再到数字化、网络信息化等不同时代的大变革、大发展，我们尽可能为读者展开一幅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历史画卷。
3.本套丛书中收录的作品覆盖了队列歌曲、独唱歌曲、重唱歌曲、小合唱、表演唱、大合唱、组歌、交响合唱、歌剧和舞剧选曲、影视歌曲等丰富多样的体裁形式和包括战功赫赫的将帅、革命烈士、著名军队和地方的艺术家，以及各军兵种、各大军（战）区的专业和业余作者等在内的诸多创作人员，立体而又鲜活地展现了我军从红军时期以填词为主的非专业性创作，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专业创演队伍的逐渐形成、作品质量的日趋成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文艺工作的大发展、大繁荣。
军事题材的音乐创作在整个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套丛书无论是在记录还是传承、传播等方面，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能在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对中国音乐界的重大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项工作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好在局限性也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感谢所有编委和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们。我们大家共同圆了一个梦，倾注了一份情感，表达了一种心愿。总之，我们做了件想做而且值得做的事。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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