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亚洲观_子安宣邦著_9787108066169

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中，子安宣邦集中考察了东洋、亚洲和东亚这三个概念的历史发生轨迹。特别是对其中的“东亚”概念如何在20世纪初的日本，从作为文化上的概念逐渐转化为帝国地缘政治上的话语，而由日本首先提出并流通于该地区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清理和解构分析。这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宗旨，表明它不仅是有关“东亚”的思想观念史，同时也是密切关注当下知识生产并与对话和辩驳的著作。

致中国读者

从我们自身的体验，去追寻何谓 20 世纪的“近代”、何谓“亚洲”乃至“日本”，这是我作为思想史学者的使命。此种想法的产生，则是从新旧世纪转换即将来临的时候开始的。出生于 1933 年（昭和八年）的我，生命的大半是在 20 世纪的昭和这一时代中度过的。1942 年，我当时还在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听到年级任课的女教师说，“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战争中”。我始终认为前一年的1941 年 12 月所发动的与英美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呀，老师所言“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战争中”，还头一次听说呢。后来，得以理解这“长期战争”的意义，是在终于迎来了 1945 年战争终结之后。就是说，对于 1942 年当时日本的孩子们，不，毋宁说对大人们来讲，“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并非战争，战争仅意味着与英美的开战。

然而我懂得，在这个孩提时代的小插曲里蕴含着一些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从 1930 年代到战败或者直至今天的日本和亚洲、中国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那时，日本强使朝鲜半岛屈服，在满洲建立伪傀儡国家，向中国大陆推进其军事力量。可是，在孩子们的意识中，有的只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日本帝国那光辉的自我形象。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所要追究的也就是这个自我形象。而目前所面临的世纪转换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规定了 20 世纪我们日本人的知性和意识的、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性地先验存在的东西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去追问这个世纪中的我们自身。一生大半身处 20 世纪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具备反思这个世纪的优势和特权。可是，这个源自一代人的历史性体验的特权和优势，也同时负载着沉重的伦理性。20 世纪于世界中无辜而死和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太多，每每想到这个 20 世纪，背负着不能再传给下一代的这份负面遗产的我们这代人，其特权和优势实在不是可以高声夸耀的过来人之特权和优势。与无意义而牺牲的那些死者一道去质疑覆盖在他们身上的被赋予的虚伪意义和价值，剥下其假面，我们的特权和优势就是这样一种背负着伦理性债务的沉重任务。

成为近代日本人的意识之先验存在的，乃是近代国家所共有的一国中心主义意识。日本的一国中心主义与“脱亚入欧”的历史意识是同时形成的。而日本国家的近代意义上的确立，也便是对亚洲的压抑和遗弃。可是，对于东亚和日本来说，中国乃是一个先在的国家，一个远比自己久远的文明。因此，中国对于东亚和日本而言，正是一个历史性的先验存在。没有中国，也就不会有日本的存在。然而，近代日本是如何将大国中国从自己的意识构图中抹消的，又是怎样确立起自己的一国中心主义的呢？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人的意识层面上抹消的实验过程。身处世纪转换的关节点上，我所要做的就是重新追问构成日本和日本人这个历史先验认识，且在与试图抹消和遗弃的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关系中来追问这个“日本”。

我始于所谓“日本战后 50 年”，即 1995 年前后的上述追问日本近代的论述，早期是以《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和知识分子》（岩波书店，1996 年）为名结集出版的。进而，在迈入新世纪之后，我又出版了《近代日本的亚洲观——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藤原书店，2003 年）和《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岩波书店，2003 年）。最近，《近代知识考古学》（1996 年）一书做了修订增补，以《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识的成立》的书名，列入“岩波现代文库”书系而于 2003 年问世。我当初就有一个愿望：这些著作中我的批判性工作成果能同时为中国和日本的读者所共享。我的这个愿望，因了中国友人的努力即将实现。从历史学、政治学到民俗学和国语学等，我的工作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实在是多方面的。而对于将这些译成中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项繁难工作的赵京华博士，我唯有深深的敬佩。拙著得以在中国与新的读者见面，我含着喜悦从心里感谢赵博士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子安宣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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