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视界，指一个事件刚好能被观察到的那个时空界面。视界内的人可以看得到，世界外的人则不能窥其究竟。所以，视界之宽窄，决定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历史静立远处，今人可持千万种观点。作者所不同，就在于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大历史观去重新考察历史事件。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一些论述，包括《从<三言>看晚明商人》、《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等文章。放宽了视界，那些当初看似不合理的“偶然”事件，也便有了其“必然”的缘由，种种原本毫无关联的点，遂珠连成串，有了其前因后果的合理性。
本书初刊于1988年，可是内中有几篇文字已见于其他报刊，所以粗率地说，全书经历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说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有人批评我的立场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预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又将沉沦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种悲观，缘于忽略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我们所说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而是前后比较，已面临历史上一大突破。这种突破史无前例，在本国史里只有公元7世纪隋唐之出现，差可比拟。在西洋史里也只有英国在17、18世纪之交的打开局面，可以相互比较，因之两方的过程，可以看得更为明显。
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被滥用的名词。我们因其无可替代，虽引用而必强调在20世纪末年，其最显著之特色不在阶级斗争，也不是新教伦理，而是负债经营。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地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先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做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这本书是我的历史写作之中提出引用参考资料较频繁的一种。《明实录》内《太宗实录》年终统计一文又整个重写，加入英国之参考资料多种。（其中明代数字的了解则初作于1970年的夏天，时在哈佛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将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新增）系应在沈阳及上海发行的《万象》双月刊所作，载该刊今年三月号及《联合报》副刊3月7、8、9日。虽系小品文字，但是显示着新旧体制之不能融洽，仍侧面阐释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无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抛砖引玉。我深觉得中国历史需要整个重写（包括西洋史在内），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时的线索，希望高明人士将眼光更看宽看大，将历史读物更向前修订。对一般读者则着重不要忽略自己当前的立足点。
黄仁宇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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