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_唐可月著_9787521816181

　　《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运用代际收人流动性理论以及研究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性状况，揭示代际流动机制。使用的数据为：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4年和2016年的调查数据，以及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2015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国代际流动性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和转换矩阵等方法分析中国二代的代际流动性现状和特点；其次，整理出三代的数据，对中国三代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最后，着重分析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机制，阐述决定中国代际流动性大小的主要机理。

　　代际社会流动性通常指在同一个家庭的不同代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早期的经典理论是由贝克尔和托姆斯（Becker & Tomes；1979，1986）提出的，他们区分了代际社会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这两个概念，收入不平等通常指在同一代的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代际收人流动性理论主要估计代际流动性的大小，探究代际流动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可以通过代际流动机制，减少代际收入的不平等，改进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本书运用代际收人流动性理论以及研究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性状况，揭示代际流动机制。使用的数据为：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4年和2016年的调查数据，以及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2015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国代际流动性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和转换矩阵等方法分析中国二代的代际流动性现状和特点；其次，整理出三代的数据，对中国三代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最后，着重分析中国目前的代际流动机制，阐述决定中国代际流动性大小的主要机理。
　　全书的结构安排：第一章介绍学者早期的经典模型，如贝克尔和托姆斯（1979，1986）提出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章介绍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代际收人流动性问题在西方已经研究了近七十年，从早期的零散研究，到逐渐系统和丰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学者的研究更为细致：在数据的采集上，采用多代的数据，更注重解释代际流动性的长期变化；同时对代际流动机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从早期的家庭影响机制，扩展到社会影响因素，在家庭影响因素方面从父母的影响扩展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越来越多的学者证实，父母并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和教育去影响孩子的，而是通过一些中间机制，如父母的投资价值和偏好、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信念和信息收集水平去发挥作用的。家庭主要是通过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去影响孩子的，实质上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束（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形成的环境集合）；移民或人口流动会通过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带来“邻居”效应，可以作为改进代际流动性的方法。这些都是具有研究价值和前景的研究问题。
　　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学者对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我国的研究大致从1995年左右开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相比于西方，我们的研究时间较短，研究问题也稍显粗糙。但我国的研究进展很快，尤其是随着我国调查数据的增多和时间跨度的增加，学者对我国代际流动问题有了日渐清晰的认识。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是从验证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和探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的。最为常用的估算代际收入弹性的方法为：回归分析法和转换矩阵法；探究代际传递机制多采用中间变量法，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结构方程的方法。研究结果比较一致，1988~2012年，我国代际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阶层固化日渐明显。很多学者按照不同收入、年龄和性别去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在探究代际传递机制方面：我国学者研究比较多的是人力资本（如教育）、社会资本、财富资本在代际流动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归类是家庭因素，但是可以看出属于家庭的范畴。此外，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多是从社会因素角度提出的。我国的研究与西方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不是主要通过转移或赠予等直接产生的，而是通过父代的收入、职业和学历为孩子提供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和建立人脉关系等，对孩子的收入间接产生影响。但是相比较于西方，我国的研究还不够细致，缺乏对于父母的非认知能力、信息搜集能力等这些重要因素的研究，这些正是本书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