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皇小识》记崇祯一朝史事，始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及其采取的各种措施，至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最后以李自成九宫山死难告终，书末附有何腾蛟《逆闯伏诛疏》。文秉作此书，是因“年来屏迹深山，间有客相过从，询及旧事”，“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册”，于谏台奏疏等采录颇备，对于明末党争、辽东战局、李自成起义等事记载尤详。由于文秉之父文震孟身为党局之人，数遭迁贬，文秉亦受牵连，故他对朝廷党争有甚于常人的感触，因此书中对明末党争相关奏疏采择颇多，是珍贵的史料。《研堂见闻杂录》主要记录了清初江南一带因重大政治事件而引起的民间骚乱，与当地横遭劫难、生灵涂炭的的种种惨痛情景。如剃发令、南闱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哭庙案、明史案等，在书中均有所体现。因王家祯即今江苏太仓人，所记之人之事，皆其亲所见闻，故事实详明，有不少可补正史之阙的细节。
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
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
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
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文秉（1609—1669），字荪符，晚号竹坞遗民，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大学士文震孟子。文秉为东林后昆，曾与黄宗羲等一百四十四人同上《留都防乱公揭》，抨击阮大铖。明亡后，以遗民自居，终身不仕，著书自娱，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朝遗事》《先揆志始》《烈皇小识》《前星野语》等。王家祯，字研堂，明末清初南直太仓（今苏州太仓）人，为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弟子，清初在江南本籍，目睹了清朝从攻取江南到加强统治的全过程。
烈皇小识 ..............................................［明］文 秉（001）
序 （005）
卷一 （007）
卷二 （035）
卷三（067）
卷四 （100）
卷五（122）
卷六（162）
卷七（184）
卷八（221）
附逆闯伏诛疏 （251）
研堂见闻杂录 ......................................［清］佚 名（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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