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_彭林著_9787559827807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1910年以前）的流传、本地化过程，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对朝鲜三国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中国乾嘉时期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情况进行了整理；中编介绍了古代朝鲜在国家制度、社会教化层面吸收中国礼学思想进行的建设；下编则关注于古代朝鲜著名的礼学家对中国礼学的探讨研究。全书基本覆盖了礼学思想涉及的主要层面，对于理解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的文化借鉴、吸收具有指导性参考价值。

再版弁言

本书的主题，是中韩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学说，如何经由朝鲜政府与学人的考察、导入、消化、吸收，引进朝鲜半岛，构建起以孔门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国度，这是中、韩两国学术界的共同课题。中国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便是礼治的国家。中国之礼，学术与制度兼备。曾国藩总括儒家文化的特点时说，“治国以礼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近代学术泰斗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本书试图从“古礼”，即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及由此生发而来的典章制度之学出发，考察朝鲜半岛儒家化的大致过程。

在历史上，儒学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对于民众价值体系走向认同，起了主导作用。晚近以来，西学东渐，儒家文化遭受无情摧残，东亚文化面貌开始变异，进而出现了对儒家文化是否还有现代价值的质疑。在此，我回想起当初与韩国的密切交往与种种见闻。如果我们能“以邻为鉴”，看看韩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拥有基本相同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恢复与发展经济。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满目疮痍，许多山头被炮弹炸得寸草不生，有老人告诉我，不少地方连一块烧饭用的柴火都找不到。联合国派员赴韩考察后的结论是，若再不予以人道救助，则该国人民难以生存。60年代初，韩国经济在艰难中起步，普通人连一日两餐都难以为继。未来的韩国之路如何走？是否一心拼经济即可？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当同步发展。精神文化虽不能像经济那样带来可观的利润，但对于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素质，却有着自然科学无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65年，50位著名韩国学者倡议成立“民族文化推进会”，以传承与振兴传统文化，高扬爱国精神为己任。1970年，朴正熙政府拨款修葺500年前朝鲜鸿儒李退溪创建的“陶山书院”，拓展书院附近的道路，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1978年，韩政府创建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民族文化的精髓，坚定主体的历史观和健康的价值观，探索未来发展的坐标，弘扬民族振兴的国民精神，为民族文化的畅达作贡献。”可见，韩国上层对于精神文化的重建，旗帜鲜明地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这种理念，可谓弥足珍贵。

民族文化的重建，离不开民间的响应与配合，否则就只是漂亮的口号。令人由衷钦佩的是工商界的鼎力配合，慷慨解囊者不乏其人。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韩国“退溪学”研究的三位主要推动者，退溪研究院院长李东俊、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李龙兑、退溪研究院理事长李源纲等三位实业家。退溪，是韩国朝鲜时代鸿儒李滉的号，韩国儒学的标志性人物，素有“海东孔子”之称。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担任仁川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企业资产雄踞全韩第二。其父六十大寿时，各界募集巨资，拟按照传统礼仪举办盛大的“回甲宴”，被李先生婉谢，他用此笔款项建造一座大型图书馆，捐献给家乡安东市。为了弘扬韩国学术文化，李先生又着手创办“退溪研究院”。李东俊先生出资建造研究院大楼，并延聘学者收集、整理、出版退溪文稿。为了扩大韩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退溪研究院以两年一届的节奏，在各国举办退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先生去世后，将全部财产捐赠退溪研究院，其高风亮节，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李龙兑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物理系，其后远赴美国学习计算机，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韩国规模最大的通讯公司的董事长；公务之余，涵泳于儒家经典，学养很深。某年，李先生之子行将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李先生谆谆教导，出洋留学，首先要有本国的文化根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此，李先生要求其子在六个月之内背诵完《孟子》，方可出国。其子未能按时背完，李先生决定推迟其签证日期，直到其子全文背完《孟子》，方才允许出国。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李源纲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历史系，能背诵“四书”，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因迫于生计，到公司谋生，后来成为“三又精密社”的董事长，他不仅多次捐献巨资于退溪研究院，而且筹建“学术财团”，希冀能奖励各国杰出的人文科学学者。

以上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李龙兑的家乡庆尚北道是朝鲜时代书院最密集的地区，李源纲先生亦然。一心向慕儒学，而生不逢时，或无法入学，或学后没有营生，故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后代创造读书和研究的环境。

儒学在韩国民间有深厚的基础。韩国许多学术团体，背后都有“后援会”支持，成员大多是资产规模较小但向慕儒学的理事长，乐于赞助学术团体的各项活动。但凡是举办纪念本乡本土先贤的学术会议，或者是当地的乡校的祭享、讲学活动，捐助者都非常踊跃。

上述数事证明，古代朝鲜浸润于儒家文化数百年，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尽管饱受外敌入侵，历经患难，但儒家文化的根荄犹在。古诗有云：“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儒家之士，志在经世致用，淑世救民，故一有机会，依然生机勃发。60年代的韩国尽管生活困窘，但举国上下不失文化精神，故能坚忍不拔，积二十年之功，经济成功起飞，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时至今日，中韩文化交流的空间依然很大，此举一例。笔者访韩归来，写过多篇介绍当代韩国儒学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及我在首尔白云山公园意外发现一座弓道馆，墙上挂着《礼记·射义》中论述周代射礼人文内涵的语录，教练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取出一把古代的弓，说是“角弓”，并做了张弓的示范，这令我大吃一惊。以前读《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句，从未往心里去，以为是早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器械而已。此事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颇大。归国之后，我撰文介绍此行，在媒体刊发。出乎意料，此文居然被素昧平生的中国国家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先生读到，引发了他的兴趣，从此，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徐先生多次邀请我参观射箭比赛，与运动员交流，使我对周代射礼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我开始研读《仪礼·乡射礼》，探究其礼法、礼义，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撰写的《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文摘》作了全文转载。其间，我萌生了仿照孔德成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组织师生复原《仪礼·士昏礼》的故事，复原《仪礼·乡射礼》，希冀将这一富于东方特色的古老文化活动再现于世。2016年，我担任首席专家的“《仪礼·乡射礼》复原与当代中国日常礼仪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为了深入了解韩国的礼射历史与现状，我委派研究生去韩国各地考察，之后又去日本考察。以此为基础，我们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举办了“中日韩传统弓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三国学者展示了各自的传统弓箭制作工艺，并进行了射艺展演，取得圆满成功。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关注《考工记·弓人》对角弓制作流程的记载，收获满满，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弓檠弓考》一文去年在《考古》刊发。追本溯源，我对弓箭、射礼的认识与研究，发端于首尔的弓道馆，真是令人感慨！

本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数年前即已售罄，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借此机会，略述访韩的感慨数端于上，弁于书首，敬请读者朋友赐教。

彭林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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