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之际的地方社会与政治：张荫桓致赵新、刘传桢书札释读_马忠文；林锐_9787559635600

《同光之际的地方社会与政治》首次披露了张荫桓在同治及光绪年间寄给赵新、赵世曾和刘传桢的书札共52封，计二百多开。这批信札写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元年(1875)，披露了张荫桓早年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串联起诸多人物（阎敬铭、丁宝桢、李翰章、裕禄、曾国荃等）与事件（捻军起义、筹办海防、济南教案、山东机器局、安徽赈灾等），对于研究张氏早期经历，分析人物性格和业务能力的形成，探索晚清地方政府的运作及其与中央政府、外来势力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出版时，采用四色彩印的形式，完整呈现信札的原貌，整理者除对信札进行点校外，还结合张荫桓生平、交游及时事，详细考订出信件的写作时间，并为信件中出现的人物做了详细的注释，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前言清季粤籍官员张荫桓是近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咸同军兴时代的捐班知县起家，凭借非凡的才干，从流品繁杂的候补官员中脱颖而出，由道府擢监司，终于位列京卿，持节海外，回国后再入总理衙门，参与清廷外交决策；并以户部左侍郎管理三库，掌管朝廷财政。甲午战争后，他颇受光绪皇帝信任，又得帝师翁同龢倚重，扮演着“幕后大人物”的角色（民国学者黄濬语）。戊戌年额外六品主事康有为就是在张的暗中策动下，逐渐被光绪皇帝发现、赏识（虽然康、梁后来一直极力掩饰这个秘密），成为搅动风云的政治新秀。当然，张荫桓在庚子义和团事变期间被杀于新疆戍所，归根到底，也是守旧分子重翻“康党”旧案的结果。这些情形在近些年学界的深入研究中已经日渐清晰。反倒是张荫桓早年的历史，或因缺乏可信详实的资料，人们还不甚了了。有幸的是，李经国先生收藏多年的一批张荫桓早年书札即将刊行，为了解这位出身杂佐的底层官员的活动、心迹和思想历程，提供了鲜活的史料。这批书信也透视出同光之际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和官场生活的多种面向，对研究近代政治史、社会史也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一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又号红棉居士，晚号芋盫，广东南海人。同治元年（1865），以监生捐赀知县，指省山东，先后为两任山东巡抚阎敬铭（字丹初）、丁宝桢（字稚黄）聘入幕府，执掌文牍，总办营务，十分倚重。屡经保荐，由同知、知府升道员。同治八年（1869）前往湖北候补。同治十三年，经丁宝桢奏调返鲁，次年抵达，参与筹办山东机器局及烟台海防事宜，并留于山东仍归原班补用。光绪二年（1876）署登莱青道，四年二月交卸。五年，周恒祺任巡抚，复委办营务处，兼洋务总文案，依为左右手。七年二月，委署山东盐运使，四月交卸。这年九月，张荫桓奉旨补授安徽徽甯池太广道，至此，他才成为一名实缺道员，结束了十多年候补委署官员的漂泊生涯。光绪八年正月，张荫桓抵达芜湖接任，兼管芜湖关。十年正月，署理安徽按察使，二月奉旨来京引见，五月抵京，蒙恩召见，奉旨开缺，赏给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六月补授太常寺少卿。七月因受到参劾，奉旨退出总理衙门，九月十一日左迁直隶大顺广道。十一年六月，经李鸿章等举荐，张荫桓以三品京堂候补，充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弥亚（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大臣，从此开始外交生涯。十二年二月，他自香港展轮放洋，持节三年后，于十五年十一月任满回国。短暂乡居后，次年二月回京复命。驻外期间，他已补授太仆寺卿。十六年闰二月，奉旨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重返总署。十二月补大理寺卿。十七年七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八年六月，转户部右侍郎，八月户部左侍郎，成为参与清廷外交财政决策的二品大员。戊戌政变后，遭革职，流戍新疆。庚子年七月在戍所被杀。二十七年在美英驻华公使照会下，经李鸿章奏请，清廷为张荫桓平反，复原官。缕述张荫桓的仕宦经历，不难看出，光绪十年（甲申）是他人生的最大拐点。这一年，就外交来说，中法因为越南问题的交涉和争议引发中外关注，成为东方外交格局中的焦点事件；就内政而言，慈禧太后极度伸张自己的权威，采取全班更换枢臣的激烈形式，完成甲申易枢，罢黜恭亲王，醇亲王奉命操控朝政，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张荫桓的命运也正是在这内外动荡的年度出现了转折。虽然他先是被内调，以京卿入值总署，介入交涉决策，很快又遭到参劾，左迁直隶道员，但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总体上看，甲申三月，最早赏识张荫桓的伯乐阎敬铭，以户部尚书身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同时入枢的孙毓汶则成为张氏甲午前最大的政治靠山。在光绪十年，张荫桓已经全面越当年那批候补同僚，鹤立鸡群，稳步向清廷大员的方向迈进、成长。因为有官方档案以及张氏本人日记存世，学界对其甲申后的活动有很多研究，诸如充任驻美、西、秘公使阶段的华工交涉、甲午战争期间的对日交涉、战后对外借款以及戊戌年秘密支持康梁变法等问题，都有专门论著。有关张荫桓成为京官前的早期历史，限于材料，只有几篇传记中大略提及而已。从同治初年开始，他先后在山东、湖北、安徽各地的官宦生活，长达20多年，奔波之艰辛，经历之坎坷，内容本应很丰富。经国兄收藏这批张荫桓书札，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一位在地方拼搏、积极进取的候补官员的形象：机敏，勤奋，干练，自信，从朋友间的“私房话”中，多少也流露出他自私、偏执的一面…… 经国兄收藏的这批书札包括张荫桓写给同僚和朋友赵新的38封书信以及写给安徽候补道刘传桢的6封书信。时间起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至于光绪十年（1884）四月，前后跨越18年，正是张荫桓做地方官的时期。赵新（1820—1881）字晴岚，直隶天津人，道光癸卯科举人。大挑知县，签掣四川，以亲老告近，改掣山东，咸丰五年（1855）到省，历署利津、武城、邹平知县，同治二年实授知县。四年（1864）署理德州知州。后署沂州知府，补曹州知府。同治十三年（1874）丁忧去官，服阕后以道员仍在山东候补，他是张荫桓一生十分要好的朋友。刘传桢（1838—1891），字文楠，号守斋，江苏上元人。咸丰间太平军攻陷江宁，父母死难，乃投身军旅，从袁甲三转战皖北，后投靠曾国荃、福明阿。安徽巡抚乔松年赏其才，调回皖，因军功，以知府留安徽候补，权知广德州。继任巡抚英翰又信任有加，以镇压捻军之功，数荐以道员记名用。同治十三年，英翰调任两广总督，刘传桢也相随岭南，次年八月英翰罢职，传桢遂赋闲扬州。数年后重返安徽做候补道员。张荫桓写给刘传桢的书札原是周绍良先生的旧藏，后附近代名流赵椿年、陈龢年所题跋语两篇。考虑到内容的关联性，整理这批书信时，我们又搜罗了近年拍卖市场出现的其他两种张氏早期书札作为附录。一种是张荫桓写给赵新的一封书信和两件抄录的诗稿，时间、内容恰与经国兄收藏的二人通信相衔接，堪称合璧。另一种是张氏在光绪元年到三年间写给湖北地方官员潘康保（字秋谷）的书信，共三封。潘康保（1834—1881），原名圭生，字良士，号秋谷，江苏吴县人。咸丰五年举人。他是清季名臣潘祖荫（字伯寅）的族弟，潘遵祁次子。曾任湖北嘉鱼、钟祥等县知县，与张荫桓有同僚之谊。这三封信主要谈到张氏光绪元年重返山东后对东省地方政务和人事的评议和叙说，可与上述其他书信互证，对丰富人们对张氏早期历史的认识大有裨益。二山东是张荫桓仕途的起点，他后来的仕宦道路和处世性格的养成，都与早年在山东的生活有关联，乃至他后来对朝局的影响也与此难脱瓜葛。同治初年张荫桓来到山东，主要是投靠他的舅父李宗岱（字山农），谋求庇护。在李的帮助下，报捐知县，开启了功名之路。当时山东辖十府二州（直隶州），地处畿辅屏障，又是连接江南的水陆通衢，咸同之际马贼、捻军、盐枭纷纷出没，匪患十分严重。特别是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江宁后，太平天国主力失败，捻军从河南、安徽和江苏越过黄河故道北上，逼近和进入山东，甚至窜入直隶境内，成为新的动乱区域，令清朝统治者极度恐慌。两任山东巡抚阎敬铭和丁宝桢都将重要精力放在运河两岸的“剿捻”上。由于捻军分股行动，来去迅速，在豫、皖、苏、鲁交界处迂回往返窜行，各省地方文武官员顾此失彼，防不胜防。同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时被打死，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主持剿捻，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刘长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驻守大名、景州，防范捻军，维护京畿安全，足见清廷对此事的极度重视。直到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覆灭为止，清廷几次更换主持剿捻的钦差大臣，先是以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后又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镇压窜入陕西的捻军，后来又对湘淮军统帅不甚信任，面对捻军和直隶枭匪逼近津京的险情，任命恭亲王奕?会同神机营王大臣筹划京城巡防事宜，又任命盛京将军都兴阿管理神机营事务，授钦差大臣赴天津办理剿捻，崇厚帮办军务，等等。对此，左宗棠抱怨说：“数百里之内，大臣三，总督一，巡抚三，侍郎二，将军一，而又以邸营加之，禀命专命均有不可，束缚驰骤奚以为功？”（《答杨石泉》）除了捻军流窜作战的特性，从统治者方面来言，清廷任人不专，政出多门，参与剿捻的满汉大臣勾心斗角，推诿牵制，也是导致镇压捻军难以迅速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因李鸿章、左宗棠督饬淮军、湘军，与山东巡抚丁宝桢指挥地方绿营军，制定防堵计划，在运河与黄河之间合围捻军，才将西捻军张宗禹部在徒骇河边围歼，“平捻”结束。张荫桓在山东期间自始至终参与了镇压捻军和直枭的活动。他总办布政使（后升任巡抚）丁宝桢的营务处，联络后勤，与各方接洽，练就了娴熟干练的办事能力。他与同僚好友、德州知州赵新的大部分通信都与军情况有关，诸如车马安排、军粮发放、饷银垫付、迎来送往，显得十分琐碎。当然，二人既是朋友，也有不少知心话，甚至品评上司的言论。这些书信中透露的细节对研究清廷镇压捻军及山东地方社会、军事极有价值。兹选取重要的记载略作点评。（一）攻剿黄崖山寨。同治五年九月，巡抚阎敬铭闻儒士张积中聚众数千人，在长清与肥城之间的黄崖山筑寨自卫，恐其“图谋不轨”，命其出山投案对质，遭到拒绝。当时西捻军活动频繁，山东境内“匪团”比比皆是，一些士绅依靠武装抗官抗粮，每每引起官府的恐惧。由于传言张积中与盐枭有勾结，阎敬铭与幕僚商议后，决定派兵攻剿黄崖山寨。以致杀寨民千餘人，张积中父子自焚而死，情形十分惨烈。时论对此颇有异议，尤其是鲁籍京官议论纷纷。参与剿攻计划的张荫桓则极力为阎敬铭辩护。他在十月十日写给赵新的信中说：“黄崖招祸之烈，我军攻克之神，均出意外，因悟伪学足以乱世；伪才足以杀身。积中父子簪缨华胄，自负名儒而乃为此叛逆之举殊可寒心。”张荫桓还说，从山上“起出旗帜、号衣等物，均有﹁太平天国天将天兵﹂字样。逆巢陈设均用黄幔，殊可骇也。”这些当是官方将张氏父子定为“教匪”“谋反”的罪证。信中也写道：“寨中约千馀人，得逃生者无几耳。惟救出老弱、妇女，均交长清、肥城两大令，分别饬保。弟随节登山，目击情形，可为浩叹。”不管原因如何，屠杀千餘人是事实，张氏亲眼所见，并不讳言。十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又写道：“张积中事前函已累陈梗概，中丞（阎敬铭）复据实通饬全省，尊处当已奉到，无烦赘渎也。此事骇人听闻，不图华胄才人，甘为罪魁逆首。”张荫桓在此“教匪”保案中又得到一次褒奖，贬斥张氏父子自在意料之中。（二）前往黑龙江招募马队。同治六年春年，张荫桓和李宗岱、惠庆、刘时霖，奉檄出关，前往黑龙江招募马队，带回山东用以镇压捻军。张荫桓自幼生长于岭南，却不顾辛劳，北上出关，颇见几分丈夫气概。这段经历以往只见于张氏本人的诗作中，详情难知。现存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他从吉林写给赵新的信中说：“弟于五月十三行抵吉林，已挑备旗丁一千六百五十名，六月初八日起程，分三起行走，每起间两日，以便站车替换也。吉省向不产马，已赴黑龙江另购。俟江省旗丁回时，一丁二骑，不致疲误。”为此，他专门致函请赵新在旗丁入境之后，联络招呼。吉林旗丁如期起程后，张荫桓又与刘时霖一起赶往黑龙江，与前期抵达那里的李宗岱、惠庆会合，购买马匹，招募旗丁，一并统率南下。由于“节节为黄河马贼所阻，迟至十二月杪始抵济垣。”（《李宗岱致阎敬铭信》）。此次招募马队镇压捻军，是丁宝桢“平捻”事业的重要举措，结合张荫桓书信，自然可对此事有更具体的了解。张荫桓还在信中向赵新抱怨，这次出关，不仅辛劳异常，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到了无资度岁的地步，可见当时候补官员艰难的生存状态。（三）参与捉拿安德海。同治八年（1868）太监安德海矫诏出京，打着钦差的名义，沿途索需，干扰地方，为德州知州赵新侦知，他密禀巡抚丁宝桢，上奏朝廷，奉旨密拿，于泰安将安德海拿获，解送济南正法。当时，已经决定赴湖北候补的张荫桓也因此而迁延半月，参与其中谋划。同治九年三月廿六日写给赵新的信中写道：“自维居东七年，与台端共筹画者最多。出疆之顷，犹以安监一事，奉稚帅密谕筹拏，以此延留旬日。尊牍并已得读，于发奸摘优之中，寓马艳班香之笔，必传之作也。幼石已存档，濒行又未及抄录，东幕故人寄来疏稿又未全叙，殊怅怅，愿暇时抄示也。”此时，赵新已因安德海事件出名，士林对其请捉拿安氏的“禀文”也极推崇，已离开山东的张荫桓也写信请求补抄寄回。往者有关参与捉拿安德海的丁氏幕僚据说还有薛福保（字季怀），就此信来看，张荫桓也参与其中。三从同治八年七月十九日写给赵新的信看，张荫桓计划在七月二十四日“准行”。这次去湖北去候补，先要到京城吏部投供。然后再南下武昌。抵达湖北可能已在十月底。此后他以候补道员在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服务五年之久。同治九年三月廿六日在给赵新的信中对来鄂境况和感受都有所叙述：“弟到鄂六阅月，初甚郁闷，近稍安之。细心讲求，其得力于（只繁文末节、官样排场，不及文忠黜文崇实之意）冠服舆马概不讲究。且终年可不?客。春酒之会，不过六次：同人公请两院及两院还席而已。正月督辕两寿，摊份九两馀，此尤意外之喜。询之邻近豫、皖、湘、蜀等省，则天渊矣。持此可以藏拙，犹不幸中之幸耶。”当时吏治败坏，地方督抚与其配偶的“两寿”是地方道府官员借机贿赂上司、谋求升职的机会。从张荫桓的记述看，李瀚章似乎还算清廉，很是体恤候补官员的窘境。湖北官场的酒宴也不及山东那样多。年底的信中又说：“月领银百五十九两、钱五十九千，委员二人、书席一人，差弁两名、书吏三名，薪脩盐粮之费，悉从此出。官场酬应、家人衣食，亦从此出。虽桑孔之才，亦不能不告乏也。所喜者宴会希少，公寓亦毋须输租，此为差胜于东耳。”（同治十年腊月十八日信）这是张荫桓在湖北的收入和生活的情况。但是，他在李瀚章幕中并不愉快。甚至感到孤独。与友人的通信给他带来莫大的慰藉。他在给赵新的信中写道：“从前每得尊书，如见叔度。别后时时检阅，复读赠诗，始而闷，继而思，思而跃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此之谓耶？”读书、写字也是他主要的消遣方式：“心绪究不能欢，日惟杜门学书，或以《汉书》下酒，不然则更憔悴矣。”（同治十年腊月十八日信）两人的私密通信中，也有不少对老上级丁宝桢用人问题的评价。信中写道：“东省人才，当丹帅（指阎敬铭）时，君子多而小人少；近则参半矣。宫保（指丁宝桢）大度恢张，如河海之纳细流，然此中受累，亦复不浅。弟受恩深重，知无不言，而于用人一道，却不敢置喙。毛遂亦甘人之列，李斯在逐客之中，尚何议论之足重轻哉？”又言：“河东君之赴津，闻为合肥介弟延医而去。宫保以为不世出之才，合肥但赏其歧黄之术耳，与宫保意大相左也。吾辈衡才，须具特识。拾人唾馀以为上客，颇为宫保惜之。三凤皆曾、李之馀也。宫保抱负不凡，而见乃不及，此纪文达所云惟极聪明人能作极懵懂事，信然。”看得出，张荫桓对丁宝桢用人大有微词。君子小人之喻，已有不敬之意，还引经据典，将丁说成“极聪明人能作极懵懂事”，可见不平之气。信中“河东君”指薛福辰，“三凤”指薛福辰、福成、福保三兄弟；合肥指李鸿章。这种意气，在光绪元年经丁宝桢奏调，重返山东后就更加严重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丁宝桢遵旨筹议海防事宜，认为山东筹办海防以修筑炮台与创立机器局两事“为先务”，并奏调湖北候补道张荫桓回山东。称张“识力过人”“生长海隅，熟悉洋务，而于炮台、机器各事，在粤时常与西人讲求，见闻极多，足资襄赞。”但是，等第二年张荫桓抵达济南后，丁宝桢又改派从江南来的候选知县徐建寅主持山东机器制造各事，只将修建炮台的任务交予他承担。对此，张荫桓十分不满。他在光绪元年十月五日给赵新的信中说：“九月半返省，奉派总办海防，坚辞再三，乃添派蔼仁会办。从前所禀商之机器局，另委薛季怀所荐之候选同知徐建寅为总办，首道薛抚屏为会办。……弟闻之甚诧，所有半年奉札、奉批、奉函谕、面谕之言，均无所据。”由于经费短缺，海防之局困难重重，张荫桓中自然有抵触情绪，自以为对山东机器局有策划之功的他，对薛氏兄弟本有成见，机器局差使被攘夺，于心不甘。叹言：“十三年故吏，数千里相依，所遇如是，得非命运使然乎？承属令亲，自当位置。然机局已不容兼辖，骈联吉语，徒负褒嘉。只可徐待机缘，别筹报命。……此中境况，惟吾兄能谅之，亦惟吾兄能知之。弟自顾疏慵，无所损益，念帅座举错若是，殊为盛德之累，所以郁郁者在此，并非牢骚之鸣，愿勿为外人道也。”可以看出，重返山东的张荫桓，并不如意，至少他认为丁宝桢任用非人，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十月二十三日信中又说：““河东固结甚深，恐贻帅座盛德之累。”丁宝桢听信薛福辰，在距济南数里的将鹊华山麓购地设机器局，中有古坟三百馀座，须发掘迁厝。“藩使与稚帅不洽，缄默不言；臬使言而不效；弟言之而依违两可。稚帅一意孤行，牢不可破。”不料。次春动工后，巡抚署中，两月子孙先后四殇。至是乃郎垂涕而陈，始罢迁坟之令。这里似乎是说因为迁坟之举导致丁氏家运多舛，其实也是借以发泄对定的不满。这与以往认为丁、张关系融洽、张为丁所赏识并对其感铭不尽的习惯说法提出了挑战。重返山东后，在金石收藏方面他倒很活跃，且有不少收获。光绪元年九月十二日张荫桓写给潘康保的信中写道：“陈寿卿所藏毛公鼎秘不示人，拓本亦不可得。闻将此器压于积谷之下，虑人偷拓也。前年有粤人携书画、古器来售者，寿翁与购汉印千馀方及赵飞燕玉印、大痴山水等物三千馀金，即延其人寓。此君骨董鬼也，潜费五十金，募人拓毛公鼎两张。百计经营而得出。又散氏盘亦在寿翁处，此物更秘而不宣。弟夏间托人往拓其金石各器，自三代以下迄隋唐，但拓文字，尚未到手。除毛、散两器外，寿翁拓本亦尚易得。哲兄伯寅侍郎（即潘祖荫）频与通问，侍郎近刊印章寿翁属记室代为刊送。金石之契则尤密，恐毛公鼎寿翁仍秘之也。家舅氏得召公器六件，铭字亦多。近欲仿西洋法照出，苦无大镜能照全器者。昨始购得一镜三百馀金，拟携入省中照各器，当有精品寄呈雅赏也。寿卿所藏，弟当觅两分，以一自玩，一以分贻文坛。期以明年可如愿也。寿翁吝甚，乡里啧有烦言。惟耆古之怀则万金不惜。闻其乃郎非克家者，寿翁渐老，群从颇不相能，名德之后至为惋惜耳。”潘康保、潘祖荫及吴大澂不仅同乡，且都擅金石收藏。信中说到陈介祺收藏毛公鼎及拓片的一些内幕，可作为研究金石学的珍贵资料。又言李宗岱在省城（济南）买大“镜”照各器之事，当是指为青铜器拍摄照片，这是来自广州富商家庭的李宗岱才有能力开展的的时尚爱好。看来，照相机很早就用到金石收藏方面了。四光绪元年张荫桓重返山东后，先奉委修筑烟台通伸岗等处炮台。次年署理登莱青道，驻扎烟台，管辖三府二十八州县，政务殷繁，兼管关榷及华洋交涉事件，职责非轻。光绪三年十一月，方汝冀补授登莱青道，次年二月抵任，张荫桓交卸署任，返回济南，仍做候补道。光绪五年三月，周恒祺接任巡抚后，对张多有倚重。七年二月至四月，因盐运使林述训署理按察使，经周恒祺奏请，张荫桓以候补道署理山东盐运使。到了九月，奉旨简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他在山东的仕宦生活才告一段落。从张氏书信透露的信息分析，张荫桓交卸署理山东盐运使事务后南下，这年腊月间始到江宁，除夕前一日赶到安庆缴凭，八年正月初六日奉饬赴任，十一日禀辞就道，十三日抵达道署所在的芜湖县，正月十五日正式接任办事。张荫桓致刘传桢的四封信便是芜湖关道任上写的，时间是光绪八年六七月间。当时，长江沿线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据载“淫雨为灾，江水盛涨，加以山洪暴发，沿江各州县圩堤漫决殆尽。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歙县、婺源、祁门、绩溪、宣城、宁国、英山、霍山十三县均报有水冲、沙压田亩情事。（《皖政辑要》）巡抚裕禄请旨拨发帑银六万两赈灾。芜湖虽然灾情不重，也令人担忧。张荫桓在信中提及芜湖的灾情和赈济情况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周裁五携款来皖赈灾的部分情形。另外两封给刘传桢的信，分别写于光绪十年十月初四日和初十日，当时，张荫桓已经奉旨进京预备召见，正在东行北上途中。原来，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各该员，送部引见，并饬该员等迅速由轮船赴京等因。钦此。”三月初八日，裕禄奉到谕旨，急令署理安徽按察使的张荫桓将臬司篆务交卸，尽早进京。二十二日交卸完毕，即刻起行。他在四月四日给刘传桢的信中说：“别后，廿六午抵秣陵，谒沅帅（曾国荃，字沅甫）。廿七八两日三谒沅帅，适美领事往商准用小轮船行驶江面，沅帅驳之。饬念（念，张荫桓藏有南海同乡吴荣光的斋名印“念初思满斋”，因敬仰吴氏，自称“念弟子”，这里代指张本人）为拟稿，函致各关。长裾频曳，谒谈于签押房，期许甚优，愧无以报……念初二抵沪，候屺堂（即张富年）自苏回，即便北发，抵津当再奉闻。孟尝君（代指薛福成）已先就道矣。”这里提及张荫桓为曽国荃起草与洋人交涉文稿的细节。在上海逗留期间，他见到了从京城南来赴任的粤海关监督海绪（字赞廷）和苏松太道邵友濂，得知了一些甲申易枢的传闻，四月初十日信写道：“此间得晤粤海关部海赞廷，云五星更曜之事。元公初六上陵，十二旋返，十三早传召六部，临时又添传戈什，按班并无军机起，五星遂退。及诸老进见时，案上置红匣，谕伯邸开视，伯邸起而捧持，即时开阅，谕：且出去再开。此即十三日之上谕也。诸老请见四次，不可得。至第三次时，内间传谕问：不遵旨否？诸老答以并非不遵，特有面陈之语。随连衔递封，奏请收回成命，并请五星复位。携稿谒醇邸，奉谕：求退则可，若仍请复旧，必干圣怒。诸老遂将稿删改，十四日封递。是日召对，谕毋辞让，随即谢恩，并面陈补递谢摺云。此闻之海赞臣者也。又，邵小村言，阎、许之兼译署，系张副宪恳之醇邸，不允，继之以哭，醇邸为之动，乃有是举云。”近人笔记中有不少有关甲申易枢的记载，张荫桓从海绪这样内务府一系满员中听到的消息，相对比较可信，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张荫桓在上海候船数日后，北上到天津，再抵达京城。翁同龢日记四月三十日有张氏到其宅中拜访的记载，则张荫桓抵京的时间应在四月下旬。五月十五日受到慈禧召见，被赏给三品卿在总署行走，翻开了他仕宦生涯新的一页。张荫桓写给赵新、潘康保、刘传桢的这批书信，品相保存十分完好，部分信末还钤有张氏的印章“南海”“曼华盦主”等。这次刊行一方面保留了书信原貌，使读者可以感受到写信人当时的意趣和情绪，欣赏到笺纸的精美；同时，我们也对全部书信做了释文，并对其中涉及的人名字号、职官别称、制度做了简单的注解，便于读者阅读。需要说明的是，书信中有不少地方官员都是小人物，事迹很难考定，只得存疑待考，更无论一些隐语和代称了。资料整理从来都是积少成多、由粗到精的过程，是一项必须扎实推进的工作，期待有更多学者投入精力从事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整理中难免有讹误，欢迎学界朋友批评，以便今后有机会改正和完善。整理者 2019年8月21日

前言张荫桓致赵新书札同治五年（1866）十月十一日十月廿七日十一月初七日同治六年（1867）六月初八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廿九日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四日正月十六日正月廿一日正月廿二日正月廿六日二月初二日二月十三日二月十六日二月十九日二月二十日二月廿一日二月廿四日二月晦日闰四月晦日五月十日五月廿六日七月初二日七月十四日七月既望九月廿七日十月初八日十一月廿五日（附：致赵世曾）同治八年（1869）七月朔日七月十九日七月廿一日同治九年（1870）三月廿六日同治十年（1871）十月晦日腊月十八日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廿五日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十九日光绪元年（1875）十月五日十月廿三日张荫桓致刘传桢书札光绪八年（1882）六月廿六日七月初五日七月十七日八月廿八日光绪十年（1884）四月四日四月十日赵椿年跋陈庆龢跋附录附录一张荫桓致赵新书札、诗笺补附录二张荫桓致潘康保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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