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成长在横断山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从小就有看不完、爬不够的山，但没见过一年到头都是白雪的山，更没见过冰川是啥样的。记得在我小学时，家里很困难，姐姐早早地嫁给了一位有学问的地质工程师。我的姐夫余宝鑫无意中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一是聊天时他说，吃专业唱歌饭的是卖唱的，于是幼小的心灵便对专业唱歌有了抵触，这使我令人羡慕的歌唱天赋失去了很多次展示机会；二是让我对雪山冰川充满了向往。
我小学毕业那年，又到了春节探亲的时候，姐夫从青海回来。除了带回平素少见的巧克力糖果外，还有让我神魂颠倒的《地理知识》杂志。在那时，山区能见到这样的过期科普期刊，实属小概率事件。那时我尽管常饿肚子，这本杂志仍然让我兴趣盎然了好一阵子。杂志里有一组科学家在雪山冰川上和冰川缝里的图片，让我好生崇拜这些科学家，希望今生也能有机会到这些世界级的雪山看看。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即使我后来成了一名摄影师，也一直都在城市打拼，仍然没有机会看到儿时想看到的那些雪山冰川。随着全民数码照相时代的到来，地球上已经几乎没有摄影的死角，就是南北极，只要有钱，普通人也可以拿着相机坐船去拍照，就更不用说专业摄影师了。每到晨昏日暮，到处都是公路摄影家密密麻麻的长枪短炮，“好像在人民大会堂和体育场里抢新闻”。唯有一处例外，那就是位于地球第三极的极高山。因为在极高山，对于摄影师来说，除了摄影专业要求外，还必须要有宝石般坚硬高贵的身躯、钢铁般的意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才能完成摄影极高山的工作。这也是极高山摄影师与公路、航空等摄影师们的显著区别。海拔高度、身体要求以及危险和艰辛都决定了世界第三极的高山摄影只可能是极少数人能做，于是冥冥中有一种魔力驱使着我走向极高山。
2005 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做西藏专辑，我有幸与执行主编单之蔷、图片总监王彤、编辑室主任杨浪涛和摄影师张超英组成考察队，来到儿时向往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雪山脚下的大本营，实现了儿时的愿望。在海拔6000 米的珠峰冰川，我充当了救援队员，在这次西藏考察中三次出险情我都在冲锋陷阵地帮助他人。这让单主编和同事们对我刮目相看、赞赏有加，于是后来就总让我做一些极高山的选题。从此我就成了《中国国家地理》的特约摄影师，这对我是极大的帮助和鼓舞。其实拍摄之旅我也很累，我也是肉身凡胎，同样也有高原反应，但我是“人来疯”，经历过太多的九死一生，多数时候也是咬着牙挺过来的。由于经历太多次危险与艰辛，变得有些麻木，于是我也就无所畏惧。虽然我的生命弱小而微不足道，但是就像山坡上的野草，轻轻地枯，悄悄地绿，顽强地长了一茬又一茬。
2007 年8 月，我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摄影师张超英再次进入珠峰的绒布冰川，返回时张超英要原路返回，需要多走8 个小时。然而若能穿过东绒布冰川河就可以少走这8 个小时。在海拔6000 米的地方少走8 小时是什么概念啊？当年单之蔷主编和夏尔巴向导就没有穿越过东绒布河。这次有位大本营边防站26 岁的武警战士小王陪同我们进冰川。返回时我决定穿越绒布冰川河。我和小王寻找了无数滩头进行穿越都没有成功，最后找到绒布冰川河末端即整个冰河下游冰川前10 米处。这里冰川口上有个大旋涡，旋涡边缘水势变缓，我决定在这里过河。脱掉衣裤，我背着摄影包，并把衣裤拴在背包上，一只手挽着小王，另一只手拿脚架在水下探路。河宽10 米，最深处水过肚脐。我们一下到冰河里就感到身子刺骨钻心地疼，那毕竟是刚从冰川融化的河水。我们搀扶着小心前行，走到河中间时水已到肚脐。小王对我说，他下身没有知觉，走不动了。我迟疑了一下：如果我先过河，放下背包再来救他，一边是旋涡，一边是湍急的流水，无疑会将他冲入旋涡卷入冰川下，后果不堪设想，再说这样冷的水我还能坚持多久？我将他的手拉住挎在肩膀上，咬着牙生拉硬拽地将他拖到了对岸。在岸边的阳光下，帮助他恢复知觉，然后我们才顺利地返回大本营。在大本营，小王说：“再多待10 秒钟，我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在冰水中站立住。”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8000 米极高山对于登山者来说可能习以为常，但他们的目标是山顶而非考察摄影；对极高山摄影师来说目标正好相反，考察摄影好比是皇冠上的明珠，诱惑力极大。《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图片编辑孙毅博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人们做科学性、权威性的介绍与探究宇宙和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有种做史诗般工作的感觉。”一个50 多岁的人，带着《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和同事们的鼓励，凭着个人微薄的能力，独自去完成、去享受这史诗般的任务和生活，于是就像堂吉诃德般不知死活地向8000 米的雪山扑了上去。
世界第三极的8000 米雪山有14 座，但8000 米雪山上的山峰有29 座，实际上有的雪山是由好几座8000 米和7000 米的山峰组成，以其中的最高峰命名。比如世界第三高的雪山干城章嘉峰，就是由一组8000 米的群峰组成，即主峰、雅隆峰、中央峰、南峰四座8400 米以上的山峰组成。雪山看着相似，但它们的海拔、经纬、山势、动植物、地质构造却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山与人的生存和文化迥异，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自然景观摄影就像农民靠天吃饭，需要等待主题对象的光影协调才能完成拍摄。在普通人生活的区域，你有时间去充分构思，来讲究构图和技巧，等到所需要的光线，这些都相对容易获得。但你在极高山，云雾雨雪会使你一无所获，甚至极有可能让你的生命消失，因而大部分摄影师望而却步。主题对象的出现就是上帝对你最大的恩赐，获得这些图片往往需要面对生命挑战，付出危险的代价，因而决定了图片的稀缺和珍贵。
摄影师和登山家是两个目的不同的职业，但彼此又有紧密的联系。摄影师不是登山者，山顶是令人向往的，虽然有时也很想从摄影师的角度在极高山山顶拍出特有的视觉效果，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提供团队保障。这对于“豪金”们和国家队以及商业团队来说，也许不是件难事，但对摄影师个人来说就很难具备这样的资金条件，所以只有望顶兴叹的份儿。好在表现山的气势和雄伟以及山与人的关系时往往又不需要在山顶，这也使得个人摄影师有能力独立完成极高山的拍摄任务。极高山在群山中高耸突兀的气势，只有在山外一定距离和高度才能呈现，而山与人、与自然气候、与动植物的关系只能通过从低海拔到生命禁区间的亲密接触才可以了解。但当在极高山脚下时你又可能感觉不到雪山的气势巍峨，这也是因为你“身在此山中”，这种感觉我在尼泊尔干城章嘉峰的西南山脚有深刻体会。
长期以来我都习惯了独自在野外工作，对于孤独很习惯也很享受。在极高山，团队很重要，但需要很大的成本，我往往经费不宽裕，也只能独自去干事。野外住帐篷能省钱，成本也低，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了独自户外工作。
极高山摄影是很苦的职业，没有超好的身体，就连当助手都别想。2013 年6月，我去巴基斯坦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地区考察，有不少“粉丝”争先恐后地想跟随我来做助手和翻译，后来我选择了两位留美归来的年轻小伙子。等离开城市进入山区，我则成了他们的助手。到了大本营后，我时刻都在担心他们的高原反应。当我和向导双双离开营地去冰川雪山拍片，留在大本营的助手和翻译着实让我放心不下，我几乎不能按自己的设想完成拍摄任务。每次千辛万苦、危险万分地爬到考察点位时，都只能蜻蜓点水般地拍片，然后就得恋恋不舍地匆忙赶回。不但没有能够完美地完成自己的考察任务，最后倒变成一位和他人一样的匆匆行者，变成一位同路的服务员，留下诸多深深的遗憾，而此时我就无限怀念野外独自工作的美好时光。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浩和王子两位小伙子一路上为我提供的诸多帮助。
8000 米极高山的拍摄过程，是人生一次艰辛的历练，又是意志的长征。从2005 年珠峰冰川拍摄开始，直到2013 年7 月加舒尔布鲁木Ⅱ拍摄结束，历时八年我才完成14 座8000 米雪山的拍摄夙愿。这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从开始时的热血沸腾到结束时的心态平和，我的意志变得更加坚韧。人在大自然面前相当渺小，理应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善待生命和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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