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_上海图书馆编_9787208167193

本书为上海图书馆2020年的年度大展“文明互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展”的配套图录，是一部学术研究型文献图录与研究论文合编的著作。本书收录自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西文珍稀文献二百余种，分为“识华观流”、“中学西传”、“汉学流变”、“西学东渐”、“融会创新”、“格致互通”六个专题，并附有六篇专论从学术角度介绍本专题文献的背景和价值，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展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珍稀文献的研究成果。

前言

历史上的中国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不同区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不断融合创新，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动力机制作用下，在世界各地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观。当我们以上海为视角纵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我们的目光会聚焦在一位伟大的先驱徐光启和一座历史建筑遗址徐家汇藏书楼上。徐光启作为明末朝廷高官，以“中西会通第一人”的形象奠定了上海勇于面对时代变革潮流、善于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基因，塑造了上海包容和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底蕴。而与徐光启墓毗邻的徐家汇藏书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意义上的图书馆，它还是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的建筑，其中的藏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缩影，在中外图书馆史、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关于徐家汇藏书楼，正是我们在研中的《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的对象。本书作为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择要揭示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部分文献，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文献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本前言略陈我们对研究徐家汇藏书楼与藏书的认识。

一、徐家汇藏书楼的沿革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的开埠，来自西方国家的商贸、外交人员等纷纷进入上海，一度被清廷禁止的传教活动又恢复在华传播。1847年3月（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委派司铎梅德尔在徐家汇置地，经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设计，建造耶稣会修院、会士居所和小堂。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仰礼所。”同年7月竣工后，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新舍。关于徐家汇地名的形成，《徐汇记略》云：“徐家汇者，系明徐文定公之故乡也。公之子孙世居其地，又以肇嘉浜及法华泾二水汇为合流，因名曰徐家汇。”修院新院所启用后，将陆续搜集的图书置于专辟的三间“修士室”收藏，此为藏书楼的雏形，专供耶稣会士查阅资料。之后修院藏书处所经过调整，随着藏书增多而逐步扩大。1867—1868年，原有平房改建为两层楼房，上层为神学院教室，下层为藏书室，并在楼东侧新建三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了一幢上下两层的专业藏书楼，原神学院藏书随之移入藏书楼新楼。此楼即现存的藏书楼东楼。其建筑结构为砖木混合，南北设欧式壁柱尖券窗框和百叶窗，上层为西文书库，仿照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布局。木质书架自地板至天花板，半腰的木质走道有铁栏杆支撑，3架扶梯与半空的走道相连，形成上下整体的书架回廊结构。下层原为中文书库，以“天一生水，地六承之”的观念为指导，布局为朝北一通间，朝南六开间，取以水制火之意。木质书架沿墙固定，共12格，顶格处安装铁杆，以供特制的竹梯移动挂靠。现存的藏书楼西楼，即原神甫楼，曾于1931年改建为四层。朝东的大开间外宽敞的大阳台，与东楼过道相连，组成现今徐家汇藏书楼的建筑格局。至20世纪40年代，徐家汇藏书楼有西文文献8万册，中文文献13万册。

1956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根据当时市军管会的命令，接管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交上海图书馆进行管理。1957年1月经调整后，定名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1957年2月，上海市文化局指令上海图书馆接管了亚洲文会图书馆藏书、尚贤堂藏书，以及西侨青年会、工程学会、古钱学会等机构藏书，这些藏书均移入徐家汇藏书楼。1958年上海图书馆等“四馆合并”后，调拨了原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的藏书。1996年，徐家汇藏书楼的中文图书和报刊迁藏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新馆。2010年，徐家汇藏书楼入藏了从瑞典引进的“罗氏藏书”1551种。2015年，上海图书馆在徐家汇藏书楼成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与九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徐家汇藏书楼建立了教学研究实践基地，并从外围书库调回三千余册中文基督教书籍，形成了馆藏达数十万册中西文图书，以西方汉学、宗教、历史、地理、艺术、哲学、科学为特色的专藏，涉及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拉丁文等近20种语言。

二、推进中国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发展

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其“学”的形态主要是以图书为主的文献。中外文献学皆重视目录编制与研究，通过编制目录既可获知文献的存世概况，同时可揭示其学术发展的面貌，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目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是图书馆人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整理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编制馆藏目录，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西方汉学目录的编制是汉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中外学者为此作出重要贡献。最重要的汉学目录学名作是考狄的5卷《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这部西方汉学集大成的书目，所收书目数量空前，时间下限到1921年，其中的大量图书均经他寓目。考狄的汉学生涯始于在华任职的图书馆。他于1869年来华，之后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为编《西人论中国书目》，他曾在徐家汇藏书楼查看图书，收集资料。我们虽不知道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为他提供了多少种书目，但考狄难以忘怀徐家汇藏书楼给予他的帮助。他签赠给当时主管费赖之的《西人论中国书目》1877年版至今仍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目录编纂往往难以收录穷尽，在考狄之后，有学者接续了他开创的西方汉学文献学工作，在国际上推出了多种汉学书目。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先生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了一系列汉学书目，最令人称道的是1958年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7年间出版的西方汉学著作18000种。其书名全称的中译是《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西人论中国书目〉》。

与徐家汇藏书楼有关的另一部西方汉学书目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编纂的《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Sino-western Relations, Conceptions of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Disclosed in Western Printed Books 1477-1877）。此书目虽不是在徐家汇藏书楼所编，但该书目中著录的全部文献1551种均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其原委始于我们见到了这本被誉为自考狄之后西方最重要的汉学目录。

徐家汇藏书楼曾对不同来源的文献编制过多种目录，先后完成了《前亚洲文会图书馆图书目录》（1955年）、《徐家汇藏书楼西文目录初稿》（1957年）、《亚洲文会所藏外文期刊补充目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藏前海光图书馆图书目录》（1959年）、《上海地方资料（西文著者目录）》（1963年）、《上海图书馆藏外文旧报纸目录稿》（1977年）、《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1992年）、《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2001年）等外文馆藏文献目录，收录了近20万册馆藏外文文献的基本信息。此外，还初步建成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西文文献目录数据库”与“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目录数据库”，收录了13万条书目记录。以上目录有力地支持了学术研究。

因此，汉学文献的目录编制是汉学文献整理的基础，我们期望通过正在进行的徐家汇藏书楼藏书的整理，编纂完成一部《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目录（1477—1900）》，以此践行图书馆人为学者服务的初心。我们在此倡导中国的各大图书馆适时开展馆藏西文汉学目录的编纂，时机成熟时，各馆合作完成《中国外文汉学文献总目》的编纂。目前，中国所藏西文珍本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务院开展的“中华古籍计划”中，“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从第五批起开始登记西文古籍，徐家汇藏书楼有五种汉学珍本被收录。我们相信，在图书馆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会完成建立中国收藏的西方汉学文献目录体系的目标。

三、加强图书馆个案研究

徐家汇藏书楼在国际学术界与罗马梵蒂冈图书馆、东京东洋文库并称世界三大汉学文献中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献收藏机构。对于上海而言，它地处徐家汇的核心地区徐汇源，是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徐光启的故乡。上海开埠后，徐家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域，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源头，位居其间的徐家汇藏书楼则是上海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之一。所以，从中国图书馆史与图书馆藏书史的角度考察徐家汇藏书楼，其意义显而易见。

自1847年起，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献资源建设在历任藏书楼主管的主持下，根据徐家汇藏书楼的定位，形成了鲜明的馆藏特色。在历任主管中，有晁德蒞(Angelo Zottoli)、费赖之(Louis Pfister)、夏鸣雷(Henri Havret)等外籍神父，他们同时是从事中国教会历史、汉学研究的专家；也有张璜、徐宗泽等主攻中西文化交流、汉语神学、西方哲学等方面的中国籍神父。他们在各自主管任上对藏书与研究工作均有建树，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专藏。他们既是徐家汇藏书楼馆藏文献的整理者，也是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如晁德蒞翻译编纂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费赖之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夏鸣雷的《西安府景教碑考》（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均为汉学研究的代表作。历年来以馆藏出版的文献数量蔚为可观，而各方学者在此创作的鸿篇大著不知凡几，演绎其中的往事也未云散。历经百年的积累，徐家汇藏书楼蕴藏了独特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由于徐家汇藏书楼的特殊性质与特定的阅读对象，以往长期处于少为人知的状态。1956年之后，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对外开放，徐家汇藏书楼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去，但人们对此研究与认识仍不全面，亟需我们去发掘。

把一个特定的馆藏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从图书到馆史，从以往单纯的书目整理深入到内容和馆史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的以书目为对象的文献整理视野。对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来源、结构、内容、服务的整体研究与揭示，将有助于我们加强馆藏文献整理研究的系统思维、整体观念，促进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对徐家汇藏书楼与藏书的研究将有助于开拓中国图书馆史和中国藏书史研究领域的视野，同时涉及中国教会史、上海文化发展史等多重视野，也涉及欧洲文化的东传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西传。徐家汇藏书楼诞生于上海开埠后的1847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原教会图书馆，但以往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局限，未能充分展开教会图书馆的研究。其原因之一是受社会环境的约束，对教会背景的文化机构研究不够开放。原因之二是徐家汇藏书楼本身的开放度有限和资料的准备不足。2003年装修之后的重新对外开放，使徐家汇藏书楼加强了馆藏文献的整理，加大了文献服务的开放力度，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为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所以，通过课题的方式，徐家汇藏书楼的研究将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为教会文化机构的历史专题研究提供参照。

四、图书是文明互鉴研究的载体

徐家汇藏书楼与所藏文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我们据此可近观上海，放眼中国，远望世界。我们从世界的视野、中国的视角、上海的特殊枢纽地位来看，徐家汇藏书楼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因为徐家汇藏书楼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节点，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载体与标本。我们在研究中增强了对图书馆和文献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作用的认识，提高了我们保护历史文献遗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进一步考察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文化接触的历史图景。

以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将徐家汇藏书楼与馆藏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对象，从西方看中国、看上海到从上海看西方，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中展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成长和近代上海文化中心的形成。近年来，上海史已成为国际史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中外学者历年来从徐家汇藏书楼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在多个领域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因此，有必要从上海史的视角研究徐家汇藏书楼与珍稀文献，阐述其价值和地位，并借助宗教史、教会史、文献史、图书馆史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详细分析徐家汇藏书楼的珍稀文献，进一步揭示其对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影响和深刻意义。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在主动与被动的发展中，有着复杂的接受与误读、融合与冲突的过程。通过考察特定文献的接受和流变过程，能为理解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自主选择和被动接受等不同状态，找到一些可资说明的典型个案。所以，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对当下思考中外关系与文化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认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有助于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已不同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百年，中国人可以全新的姿态与西方交往，打破过去长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面。

从国家发展层面看，当今的中国更加正视历史，更加客观地评价中外文化交往对促进中国历史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外文明的互学互鉴和交流交融对当代中国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我们从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国际交往中看到，不同文明和国家间借助图书这一载体进行交流的模式，演绎了多姿多彩的佳话，体现出不同时期人类的思想文化沟通，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化观提供了历史资源与实践经验。我们寄希望于本书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作用，有利于以历史文献的成果深刻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与交流交融的理论思想。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6月，第468页）图书馆是蕴藏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中心，这里闪耀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璀璨光芒。

黄显功于上海图书馆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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