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的进化（第二版）_[美] 布赖恩·斯科姆斯著，杨培雷，申海波译_9787208168473

在《社会契约的进化》（第二版）中，作者运用了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社会契约的起源，考察了包括公正、互助、承诺、习惯和利他主义等社会现象。本书介绍了进化、信息传递和博弈论领域的蕞新研究成果，介绍并运用了适当均衡和动态演进等概念，展示了如何利用博弈模型对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探讨了进化的路径（有时支持理性选择而有时不支持理性选择）。作者讨论的命题包括相邻者的讨价还价是如何增进资源分享的、小规模社会最后通牒谈判中的行为多样性、囚徒困境、信号博弈，以及有涵义的交流的自发出现。本书将引起社会科学、哲学、进化生物学、博弈与决策理论以及政治理论领域的读者极大的兴趣。

第二版前言

有些东西一成不变，而有些东西不断变化。关于本书中所阐释的一些问题，与当初写作本书时相比，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里，我做了一些变动，有些方面是小变动，有些方面是较大的变动，总之，将问题的讨论带入当下的语境。当然，本书有了一些新的脚注和大量的新参考文献。在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中，我做了一些较大程度的改动。

在第一章中，我对互助的重要性的前置讨论谈得略多了一些，相关性的重要性是第三章中的主要论题。我所说的相关性是以相邻者讨价还价形式、通过局部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这项工作是与贾森·麦肯齐·亚历山大(Jason McKenzie Alexander)一起完成的，这项工作是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做的。我还做了一个历史事实的校正：达尔文本人真正破解了性别比例之谜。

在第二章中，关于理性与逆向归纳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我不想陷入所涉及的反事实推理，所以闪烁其词。这个论题并非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我对术语做了改变，将“模块理性”(modular rationality)改为“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从而使其与博弈论文献中的标准术语保持一致。现在，最后通牒谈判(ultimatum bargaining)行为的经验分析包括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小规模社会之间凸显的变异性。这一点与第一版中只是暗示的社会规范框架讨论是完全吻合的。关于这个框架模型，可以参考我与凯文·佐尔曼(Kevin Zollman)合作的新研究。

现在的第三章增加了关于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的新的一节，相当简明地展现了如何从相关的邂逅者中得出汉密尔顿法则的一个版本。本章中还有新的一节，讨论了重要的相关性机制：家庭、伙伴选择、不同方式实现的对等利他主义、局部相互作用以及梅纳德 · 史密斯(Maynard Smith)的一种群体选择的干草堆模型(haystack model)。

第四章中关于通过打破对称性而形成关联惯例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未变动。但是，第五章不得不做变动，因为我们已经从信号博弈动态机制理论中学到了大量知识。现在，基于与最简单信号博弈的局部分析相结合的模拟实验推测的结论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至于推广到更为复杂的信号博弈，人们必须保持小心谨慎。基本理念——信号系统均衡形式下的涵义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继续保持有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仅在某些环境下发生。现在，我对第五章做了一些校正，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仍有很多话可以说。为此，我撰写了另一本著作。

后记中的内容意在为进一步研究指出方向。我已经尝试沿着我自己的方向研究下去，而现在，我可以为自己和其他学者关于社会网络形成的研究工作添加一枚指针。

第一版前言

关于社会契约，广为人知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基于理性决策的方法。这种传统方法探讨的是，在事前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业已存在的条件下，理性决策者将达成何种类型的契约。这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传统方法，当代在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除了上述传统方法外，还有另一种传统方法，即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创立的方法，探究的是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既存的、隐性的社会契约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又将如何继续演化?本书致力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旨在对第二种传统方法有所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触及了第二种传统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动态演化观，他们求助于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奇妙构思。达尔文(Darwin)通过对自然界中再生差异性的观察，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动态演化机理。正如生物进化一样，社会文化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再生差异性现象。与不成功的策略相比较，成功的策略中有着更多的互动和模仿。如果采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语言方式，我们可以说，社会文化的进化和生物进化都是差异性复制驱动的过程。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差异性复制动态模型，现在被人们普遍称为动态复制器(replicator dynamics)。虽然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这种动态理论都显得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能够抓住差异性复制关键特征的、便于控制的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一般化的构建，进而将突变现象和重构现象纳入模型。这些生物学范畴所反映的事物的规定性，在文化演化的世界里同样存在。在文化领域，突变现象表现为新行为方式的突然出现，思想和策略的重构现象也正是文化神奇性的源泉。因此，运用动态演化论的这些分析工具，我们就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究社会契约各个方面的特征。

有人会认为，两种方法最终都将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自然选择导致的是非理性结果。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循着一个路径，就是关注为何这种观点不正确。本书的第一章将性别比例的生物进化与正义的文化演化并列起来加以分析。这里，我们揭示了进化过程如何呈现了“达尔文的无知之幕”(Darwinian veil of ignorance)，在这样的状态下通过简单的讨价还价博弈，常常(但并不总是)能达成一个公正的分工选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理性行为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在信息充分、行为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能够达成有限的均衡状态。第二章揭示了进化可能会消除承担一定成本的惩罚者惩治不公平行为者的行为。尽管惩罚策略是博弈参与者的弱占优策略(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由于它会使结果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所以，它仍将存续下去。第三章展现了理性决策与演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如果说演化博弈一般理论允许博弈参与者策略具有相关性，那么，在理性决策博弈理论中，博弈参与者的强占优策略导致了策略的不相关性。相关性解释了“达尔文的无条件命令”(Darwinian categorical imperative)，对利他主义和互助的演化条件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对对称的最优选择的策略人之间的理性选择难以实现的情况进行了总体分析。动态演化理论可以打破信息对称的魔咒，解释相互关联的习惯的形成机制。产权行为的起源，进而产权概念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五章探讨能指(涵义)是如何自然地与信号博弈中的令牌联系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的“咿呀均衡”(babbling equilibria)，令牌则没有任何能指(涵义)，但是，在动态演化理论中，能指(涵义)的演化是必然的。通过一系列与社会契约相关问题的分析，由理性选择视角转向动态演化视角，我们看到了二者的重要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反常情况得到了解释，想象中的悖论也不复存在了。

因此，两种传统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它们既有相互一致的观点，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把握休谟的传统分析方法，我着眼于它的解释力而不是标准化的表达方式。有时，我因能够解释事物如何演化而兴奋；有时，我想，基于任何一个似乎合理的动态演化理论，我就能够说出事物演化的原因。或是介于两者中间的情况，也许我能够说明一系列形成特定结果的初始条件。当我对演化理论的分析结果与理性决策理论的分析结果加以比较时，我并不是要对后者标准化理论提出批评，我只是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两种传统理论对不同问题的探究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虽然在本书所讨论的命题背后存在着博弈理论和动态演化理论的支撑，我还是保留了为学术性刊物所推崇的技术细节。当然，阅读这本书并不需要特定的专业背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概念。我希望并相信，这本书能够被渴望把握令人陶醉的社会契约自然主义论命题的读者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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