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所以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殆情况下，若不是中国总还保留了那么个角落，仍然活跃着对于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曾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据说在历史中从未中断过的学脉，可能就要面对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场景了。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序
一
这里所刊行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是对一般性的哲学思想史而言，我所写的以特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便不可能解答当前文化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有如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对现时中国乃至对现时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在世界文化中，究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因为要解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解答中国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是枝枝节节地所能解答得了的。不过，因为近两百年来，治中国学问的人，多失掉了思想性及思考的能力，因而缺乏写一部好哲学思想史的先行条件；所以要出现一部合乎理想的哲学思想史，决非易事。于是，我想，是否在历史文化的丰富遗产中，先集中力量，作若干有系统的专题研究；由各专题的解决，以导向总问题的解决，会更近于实际？我之所以着手写人性论史，正由此一构想而来。这里所印出的是属于先秦阶段的。其中有的文献，虽可以断定是编成于秦代；但正如我在本书第十四章里所说，这些可以视作先秦思想的余波，所以我便一概称之为《先秦篇》。
人性论是以命（道）、性（德）、心、情、才（材）等名词所代表的观念、思想，为其内容的。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现象，有时会歧出于此一范畴之外；但这多属民族的自觉，因某些原因而暂归于堕退的时代，亦即是历史的发展，脱了轨的时代。历史的发展一旦恢复了正常，则由先秦所奠定的人性论，有如一个深广的磁场，它会重新吸引文化的各部门，使其环绕此一中心以展开其活动。这并不是说，我在此书里面，都直接解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而是说经过我的考查，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著名学者，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台中农学院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华侨日报》主笔。
主编简介：
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是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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