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近现代的老一辈会计人：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一种活法？他们对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复式簿记是怎样引进中国的？改良中式簿记是如何发展的？红字冲账法是哪里发明的？“机械化会计”是怎么回事？“帐”和“账”到底该用哪个字？
管理人贴近会计的透视镜，行外人掌握会计的速成书，专业人超越会计的助推器。 《会计那些事儿》是有30年职业生涯的“老会计”开出药方，意在治愈会计实务中的疑难杂症。
近年来，笔者有兴趣于中国近现代会计史，很想知道的是活跃在近现代的老一辈会计人：
他们是谁？
他们是怎样一种活法？
他们对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心中也萦绕着大大小小的疑问：
复式簿记是怎样引进中国的？
改良中式簿记是如何发展的？
红字冲账法是哪里发明的？
“机械化会计”是怎么回事？
“帐”和“账”到底该用哪个字？
……
因此常去翻拣故纸堆，在飞扬的灰尘中边打喷嚏，边用心灵去聆听父辈、祖父辈的会计学者“讲那过去的故事”。不经意中，自己也恍然如出土文物般心如止水，快意无边。浏览史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原来中国的会计前辈中，不乏有个性、有主见、敢于担当的人物，他们秉持各国学术平等的心态，既会“取经”，也会“造经”，并非唯唯诺诺的“逢洋必学”之辈，这是最值得今人学习的。由于读者未必有条件接触史料，以上问题想必也是读者们所感兴趣的，所以将笔者所见所闻奉献给大家。主题不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其中部分文章的内容曾在《新理财》连载过，恕不一一注明。
写作本书，也带有史料钩沉、抢救老照片的用意。在笔者的厦门一中校友中，有多人从事文史研究，在史家的耳提面命之下，对引用史料的原则也略知一二，应是“宁繁勿简”，即尽可能原样引述而不要任意删节，更忌无依据地自由发挥。理由有二：
其一，研究者所看到的史料，别人限于条件可能得不到，甚至已是“孤本”，“原样引述”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发表赞成或批评意见的共同基础，并提供了进一步研讨的线索；而且，用点篇幅照抄下来，也许会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些许方便。
其二，由于战乱、火灾、虫害和自然损坏等各种原因，研究者所引用的资料原件还有可能最终归于荡然无存。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原样引述就是为其留下了可靠的“副本”，有许多现已失传的史料就是借助于其“副本”而为后人所知的。民国以来，由于造纸技术的改变，有些纸张已不能长远保存，抗日战争时期的毛边纸出版物更是如此，双面印刷方式又限制了传统裱褙修复技术的使用，对于近代的史料而言，这个“备份”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
近代会计人物印象
蔡锡勇与《连环帐谱》
创下四个第一的谢霖
如日中天徐永祚
杨众先一骑绝尘
潘序伦的立信事业
从学徒到思想家的顾准
知行合一的张心澄
梁润身原创“增减分录法”
新中国首任会计司长安绍芸
章乃器力挺“收付法”
会计院系的前尘往事
暨南大学的会计Who'S Who
那年·那系·那人
民国时期的复旦大学会计学术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科溯源
复式簿记的中国流变
历史可能在你手中转向
复式簿记从东洋“转口”输入
改良中式簿记始末
会计前辈谈“现金收付记账法”
中国原创的“增减记账法”
“左右记账法”设想回放
百年回眸话桑麻
历史上同名的会计学家
你听说过“机械化会计”吗
从“帐”到“账”的演变
万税与太贫
前苏联会计专家在中国
前苏联的“细致核算”之风
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有管理会计？
蔡锡勇与《连环帐谱》
中国会计界独特的怪现象是：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记账方法，前赴后继地粉墨登场，合成一股潮流，与借贷记账法分庭抗礼。借贷法究竟得罪谁了？
依笔者看来，其最大问题是在记账符号上：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一个“晕”字，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过些。读者诸君扪心自问，必然同意此说。有人以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学者总该大彻大悟吧，其实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也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一代代中国会计人便是这样昏头昏脑地成长起来的！肯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复式簿记的引进历史吧。
史料告诉我们，第一位将复式簿记引入中国的，是蔡锡勇先生（1847--1898）。蔡氏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绩俱列优等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任洋务局委员。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才华横溢的人物，上海外国语大学葛继圣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在台北《珞珈》上发表过《中国近代史上十个第一的蔡锡勇》，笔者所见到的是另一文章《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广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故此，不惜多用些笔墨摘抄该文，以飨读者。
根据葛继圣教授的文章，我们已知蔡氏至少有三个第一：中国速记创始人，引进西方复式簿记的第一人，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总办，自强学堂比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早5年创立）。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其手下干将蔡锡勇极为赏识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
“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荐蔡锡勇片》中，张之洞的评价是：
“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蔡锡勇因此奏折而获“赏二品顶戴”，从当今“县处级”只换算为当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权重。令人称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务工作之余，蔡锡勇居然还能潜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速记第一人，他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回国后，蔡锡勇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并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的自强学堂中进行教学。此后，其子蔡璋应清廷征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运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现在，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速记界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
蔡锡勇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也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账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终成《连环帐谱》，书稿杀青后未及出版，蔡锡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由其子蔡璋校订后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
在《连环帐谱·连环帐凡例》中，蔡锡勇指出：
“连环帐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其妙处在一收一付，一该一存，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即彼存，彼该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无彼我之可指者，如买物，则物该银款，银款存某物，所谓连环也。……结帐时，所该必与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错误，亟须查明更正。”（转引自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320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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