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金元文选_邓绍基，周绚隆著_9787020162086

金代、元代散文存在宗唐、宗宋以及超越唐宋、直追秦汉的艺术追求，虽然成就不如唐宋散文，也出现了姚燧、元明善、虞集、欧阳玄、黄溍、苏天爵等名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明代散文的创作，有其在散文史上的一席之地。本书精选元代各类散文近百篇，内容丰富，文笔精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每位作家均有精要的小传，每篇均有精练的注释。

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之一。

前言

元代散文上继唐宋散文，自有它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但长期以来，元文不为人看重，冷寂无闻。自清代以来，有一个古文选本名传遐迩，几乎家喻户晓，那就是《古文观止》，直到晚近，它依旧是和《唐诗三百首》一样的畅销读物。这个选本自先秦著作开始选录，依次有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却没有选录一篇元文。或认为轻视元文的观点始自元人，因为元末的杨维祯就说过元诗不让前朝，元文却不如前朝的话。如果把杨维祯的话理解为元文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基本符合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杨氏之言不为偏激。按诸史实，极端地贬低元文的言论，不是出自元人，而是出自明人，王世贞竟有“元无文”之言。看来，《古文观止》的编者或者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元文颇多赞美之言，他尤其激赏姚燧和虞集这两位元代散文家，甚至认为他们的文章胜过明文。黄宗羲所说的“明文”实际针对的是前后七子的肤廓文风和公安、竟陵的纤巧文风。黄宗羲是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的，其间有着特殊的时代缘由和个人因素。看来并不偶然，他推崇元文也正是抓住了元文的一个特点——提倡经世致用，尽管元代散文家的经世致用观点，在实践上同黄宗羲的散文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经世致用”这个主张却是相同的。

文章之道要讲究经世致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元人的发明，但元人所说的经世致用却也是同总结一种历史经验有关。这就要从宋代的“论理派”和“论文派”说起。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口号后，到了程颐就变本加厉地认为“作文害道”，后来朱熹也说“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南宋后期，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把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他在《文章正宗序》中说：“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否则词虽工而不录。”世称“论理派”。与真德秀年辈相仿的楼昉编《崇古文诀》，继承着他老师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的宗旨，着重讲文章作法，世称“论文派”。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人物，但他不赞成“文是文，道是道”的观点，据吴子良《筼窗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北宋理学对金代有影响，但金人大抵不接受理学家论文偏激的主张，刘祁为王青雄所撰小传中记王“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元初南方作家刘将孙也有类似的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赵青山先生墓表》）。一取韩、柳，一取欧、苏，虽有差别，但在主张古文理学合一这点上却是一致的。毋庸说，这种主张也就具有调和“论理”、“论文”派的色彩。这种主张同吕祖谦“融会”说也很相似。

元初的戴表元和赵孟对理学家轻视文章都表示不满，他们倾向于推崇欧阳修的重道又重文的主张。稍后的虞集就更明确地批评了“宋末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的谬误（《刘桂隐存稿序》）。

元代理学家中影响较大的“金华学派”中的人物如许谦，古文根底极深，时人将他和宋代吕祖谦相比。北方的理学家郝经论文，在“理为文之本”这点上和推崇古文的人的观点无差别，在“法为文之末”这点上却多少显出轻文章之道的色彩，不过他这种观点的最终落脚点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要求为文不“规规孑孑求人之法”，而要“自立其法”，不仅同“作文害道”的观点有区别，同攻击“文人之文”的论理派的主张也相异。因此，自宋代出现的理学家的鄙薄文辞的极端言论，到了元代，不仅已失去了势头，而且遭到了批判和扬弃。元代散文中的经世致用特点正是与这种情况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元人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具有调和“论文”、“论理”派的特点。

元末的文章家宋濂和王袆等人在入明以后奉命编《元史》，不设“文苑”传，只列“儒学”传，其间一个主要理由是不赞成把“经世”和“文章”分割，他们说：“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这个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是元人纠正宋代理学之弊，要把“道”与“文”相结合起来，使文章达到经世致用目的的主张的一种反映。

自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带来了一些矛盾，至于韩愈的文论中就已出现的把文学与著述相混淆的偏向，更易于导致不重视散文的文学特征。但宋代理学家却还是不满于韩愈的“以文明道”，他们愿意保存韩愈讲道的传统，却要抛弃韩愈讲文的传统。元代是理学成为官学的时代，但元代不少理学家和文章家扬弃了宋代理学家极端的轻文废文观点，他们在调和“论理派”和“论文派”观点的同时，提倡和坚持经世致用的主张，也就在实际上维护韩愈以来古文家讲文的传统，诚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由于元代文章家提倡经世致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元文偏于记事作论，而乏绘句摛章。即以晚近文学史著作中所说的元代散文两大家——姚燧和虞集的文章而论，大抵都是碑版传记之作。但他们确实都是坚持古文家的传统，所不同的是姚燧偏于宗韩愈，虞集偏于宗欧阳修。

这里又涉及元文发展中的又一个特点，即宗唐和宗宋的相异主张和实践，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所谓“返古”的问题。

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返古观点的影响，元初北方散文家中的姚燧和卢挚以及郝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姚燧曾自言他学文是学韩愈文开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刚古邃之风。但姚燧并没有轻视宋文的言论。郝经的文章有峭健之风，但也不轻视宋文。卢挚则不同，他在《文章宗旨》中说：“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因此他主张为文要直追先秦，即所谓“返古”。卢挚文集无传，从留存的《华阴清华观碑》和《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神道碑铭》等文看，却有古奥之风，但并不比宗韩愈的姚燧之文更古奥。

元初以姚、卢为代表的宗唐返古文风，在当时北方文坛曾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因为金代文坛宗欧阳修、苏轼之风本占主导地位，被视为文坛盟主的赵秉文，元人称他“金源一代一坡仙”，自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赵秉文的门生元好问在北方文人中影响很大，几被视为传授斯文命脉的宗主，而姚、卢论文倾向却与赵、元相异。但姚、卢的文风并没有构成巨大声势，更没有左右文坛的作用，与他们同时的一些著名的北方作家如刘因等人，还是谨持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宗宋文的传统。

这种古文家内部的宗唐、尊宋的侧重和倾向，在元初的南方作家中也存在，但就主要情况而言，元初南方作家大抵在承认以韩、柳为代表的唐文和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宋文为同一传统的前提下，倾向于尊依宋文传统，无论是以吴澄为首的江右派和以戴表元为首的浙东派，在这点上并无差别。江右派中还有虞集和揭傒斯等人，浙东派中还有袁桷和柳贯等人。在对宋文传统的反思中，元初有的南方作家更倾向于欣赏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对待苏轼之文多少有些冷落。这同苏轼的文章在南宋风行的盛况有所不同。

到了元代后期，在散文方面宗唐宗宋的不同倾向不像前期那样明显，这时的一位有名的文章家苏天爵并尊唐宋文，他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更有宋文的特点。戴良论文也主张唐宋并宗，他力主“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这时还有一位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的朱右，他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今无传），可以看作在实际上是有元一代宗唐、尊宋两种不同倾向的调和结局。如果说，元初以卢挚为代表的轻视唐宋古文而主张返回秦汉的观点，是明代前后七子中一些人说“古文之法”亡于韩愈，“唐之文庸”，“宋之文陋”，从而倡导“文必秦汉”主张的先河，那么，元末朱右等人惟以唐宋为宗的主张实际上也开了明代“唐宋派”先声，“唐宋派”的得名也就是由于他们推崇唐宋散文，并且有意识地把它们当作典范来学习。其代表人物之一唐顺之选《文编》，在唐宋部分专选八家，与朱右《八先生文集》八家完全相同。另一位代表人物茅坤根据《文编》又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自明至清，一直到近代，“唐宋八大家”之说一直流传了下来。

以上述说了元代散文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特点。我们这个选集虽然不可能全面反映这种发展特点，却也尽量收录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如早期北方作家元好问、郝经、刘因、姚燧和卢挚的文章都有收录，读者把郝经、姚燧之文与元好问、刘因之文比较着读，自可发现他们文风的相异。又如，元末的戴良是推崇宋文传统的，这个选集选录了他的四篇文章，可见出其风格。这个选本当然并非只选名家、大家之作，有的名篇虽非出自大家之手，当应选录，如《文丞相传序》等，即属此类。还有的文章当时或许并不有名，它的作者也不以文章成名，但自有特色，因也酌量选录，如杜仁杰的文章则属此例。凡此等等，不再赘述。

关于入选作家和作品的具体情况，在各个作家小传和各篇的内容说明中约略都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某些入选作家、作品进而涉及选录的标准的，这里还需作两点补充说明。

其一，古来文章家重视应用文字，所谓“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古来文章家又重视史传，关于史传著作叙述事理所追求的“文质相称”往往也就成为文章家的信条。但自南北朝时代骈文中出现描写山水风景的佳作，唐宋散文中出现诸多游记名篇后，所谓“模山范水”实际上已不属诗歌的“专利”，而已成为文章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因此，元代文章家重视经世致用，并不妨害他们写作山水游记和园林记序。一般说来，散文中的那些诰敕、奏疏一类应用文字，虽也不乏文人的精心结撰，还可从中见到技巧和学问，即使可以划入“杂文学”，但终究与那些描摹物态、驰骋议论和抒发性情的散文显得不同，后者才多有佳言美象的文学语境。我们注意到文学史研究家关于古代散文范畴的讨论和争议。我们在编选这个选集时，尽管不打算以“美文学”或“纯文学”作为标准，但我们还是缩小了“经世致用”的选录范围，着重挑选记载人物的碑传，也选录若干奏疏；对诰敕、文册之类，概不予选。同时，我们也就选录了不少山水游记和园林记序文章。这种选录原则本已约定俗成，在此谨作说明。

其二，这个选集选录了若干位由金入元（包括蒙古朝）的作家，如元好问和麻革等；也选录了若干位由宋入元的作家，如王炎午和林景熙等。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这几位作家往往被列入金代文学或宋代文学部分作论述。我们这个选集所选录的篇章，都是他们在金亡或宋亡以后的作品。一并说明如上。

我于元代文学并无深入研究，当出版社约我编选元文集时，我颇踌躇，但盛情难却，勉为承担，只是我工作头绪较多，于是请周绚隆同志帮助，他很热情，也很努力。择定选目后，先由他写成文字注释和作家小传的初稿，然后由我修改定稿，定稿过程中还增删调整了选目，增写了各篇的内容说明。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吸收和借鉴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元文在长时间内受到冷落，研究论著较少，自清代特别是近百年以来，元文选集也为罕见，这就增加了我们编选工作的困难，加之我们学识有限，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弊病，恳望大家批评、指正。

邓绍基

1999年7月10日

后记

大约是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历代文选”，该社的副总编辑李自修先生到北京组稿。他分别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资深教授，请他们出任各卷的编者。邓绍基先生是研究元代文学的名家，所以选注《元文》就约请了他。邓先生当时手头事多，虽然李自修先生的热情令他无法拒绝，但根本腾不出时间做这项工作。为了不让出版社失望，他决定让我跟他合作。

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此前对元代文学接触得很少，除了读过邓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和一些杂剧作品外，对诗文几乎没怎么碰过。邓先生的邀请让我压力巨大，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自己的担心坦白地告诉了他，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建议，劝我不要退缩。邓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我参加工作后，他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很多帮助和照顾，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任务。

当时，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刚出了没几卷，元文的选本，只有苏天爵的《元文类》可供参考。元代文人的别集，经过今人整理的那时好像只有元好问、揭傒斯、苏天爵、马祖常等少数几家。我能借鉴的东西极少。无奈之下，只能找元人的集子一家一家地读，从中选出自认为合适的篇目，请邓先生确定。他看了一遍，认为基本可用，就让我继续做注释。查找底本和抄录选文，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为此跑了北京的多家图书馆。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请师弟张兴成帮我抄书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注释元文，首先得熟悉元代历史，为此我从头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也查阅了一些方志。有时候，一个人物、一个典故、一个事件，常常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查考。工作虽然不易，但也让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初稿完成以后，我拿给邓先生审阅，他认为我注得太繁，又从头删改了一遍，然后写了个前言，才算了结。此书于2001年出版后，我因一直忙碌，再未细看。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对自己的品牌图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全面修订，编辑部的思路是对陈旧的版本要更新，对残缺的系列要补齐。这套书中原来有“历代诗选”和“历代文选”两个小系列，其中“诗选”系列已经出齐（其中《金元诗选》就是邓绍基先生选注的），“文选”系列中的《金元文选》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编者。当代学术界，研究金元文献的人本来就少，有影响的专家又都忙于承担各种项目和应对各类考核，很难静下心来做这种“劳而无功”（因为不能算科研成果）的事情。编辑部为此讨论了多次，终未得其人。于是，大家希望我把和邓先生合作的这个选本放进来，补上丛书的缺项。

2020年春节后，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家不能正常上班，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把全书修订一下。重新打开二十年前的旧作，连续几篇看下来，心里颇有愧感。虽然当年自己觉得已用了全力，无奈书中的错误仍非常刺目。于是一边后悔答应编辑部重新修订这本书，一边又庆幸能有机会改正过去的一些错误。这种矛盾的心情几乎伴随了修订的全过程。知耻而后勇，差可概括我当时的心情和状态，我下力气对书稿做了大幅度的修订。针对选文部分，删去了21篇阅读价值不高的碑版文字和议论性文字，更正了一些标点和排版错误；注释部分则大量补充注释了过去漏注的一些人名、事件和典故，改正了一些不当的地方。

邓绍基先生于2013年3月不幸去世，到现在不觉已过了七个年头。这本小书从草创到修订，一晃也经历了二十年。光阴似箭这句老生常谈，一点都不是套话，人生真是不堪把玩！

在此书修订再版之际，写下这段文字，既表达我对邓先生的怀念，也向广大读者做点简单的说明。本次修订过程中，钱蕾女史帮助校核了诸多版本，订正了一些注释，特此致谢。由于本人学力有限，书中的错误定难避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周绚隆

202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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