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的多重面孔：现代性历史的叙事艺术
现代性历史是通过现代化进程来完成，当代影视剧的热播表征着文学性、戏剧性向其他文化文本的拓展。现代性历史人物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奇人物的现代性转型，二是历史的传奇性叙事。现代性历史的文学性，在深层意义上，是关于历史的呈现与搬演，是关于历史之超话语的影视译本，游离于文学、戏剧、历史、现实的结合部，特别关注小人物和另类英雄，增加了历史叙事的多元视角，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因此，与其哀叹文学、戏剧的沉沦，不如高扬“文学性”、“戏剧性”，让她们以新的“潜文学性”、“潜戏剧性”的方式参与更多的文化文本实践，发挥同样、甚至更大的艺术功能。
第一节 现代性历史的戏剧化叙事
大概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戏剧”这些词就和时髦的话语中心逐渐绝缘了，“文化的声音很弱，戏剧的声音更弱”。但这并不是说，文学、戏剧的生命力就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期，相反，文学、戏剧的灵魂——文学性、戏剧性等，只不过变换了表现方式，以更具活力的形式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领域，如影视、通俗读物等。任何一种艺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相对完整的艺术品类之后，都将不同程度地溢出它初始时期的概念，呈现出艺术的独立性与延展性。例如，《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历史通俗读物从网络到正式出版，迅速窜红，羡煞文人；《闯关东》、《走西口》等为代表的历史影视剧连续成为央视开年大戏，既卖座又卖好，引发收视狂潮。人们在奇怪和感叹历史重新红火的同时，忽略了这些历史剧的独特之处——戏剧性与文学性——与以往的不同，尤其是叙事策略的转换和魅力。在这里，历史虽然仍以真实为依据，但是以一种文学性、戏剧性话语叙事方式表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戏剧、文学角度关注现代性历史的理由。
任何对现代性历史的考察必须有一个理论起点，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出的问题，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分辨，也就只能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理论叙述之后的话题。考察现代性问题，需要首先对它得以产生的“现代”的社会历史情景，以及现代化叙述对于现代性讨论的促进，加以勾画。现代化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过程，既在历史的兴起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也在理论的阐述上早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
因此，《闯关东》、《走西口》等热播历史剧中对现代性历史的叙述往往是通过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完成的，而现代化中的个体命运往往动荡而不安。要描述和表现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文学性，尤其是戏剧性的叙事策略。文学性、戏剧性开始走向历史等以前被剥离出文学的领域，尽管这种隔离曾经异常顽固。“文学”一词的作用很象“杂草”一词：杂草不是一种特定的植物，而是园林工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愿在他周围出现的任何一种植物[3]。文学性、戏剧性视域下的历史叙述突破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甚至是学科边界，历史也就成为一种罗兰·巴特所说的多学科的“编织物”或“混合物”，生成新的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新文本。
《走西口》中现代性历史人物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奇人物的现代性转型，二是历史的传奇性叙事。
首先，田青作为英雄的成长历程包含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转型，这使之区别于传统历史传奇。其实，在大量的历史场景描述方面，《走西口》吸收了大量传统历史书写套路，但又在人物命运叙事上进行现代化处理。田青之父田耀祖嗜赌败家，输掉了田家大院和贤惠淑德的妻子巧珍，这让人联想到电影《活着》中富贵赌博输掉祖业的一幕，甚至连台词也几乎一样，“我尽在这账本上签字画押了。哎，上学的时候这字没写好，可在这账本上，倒练出了一手好书法”。这样最具戏剧性的场面，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败家子最具现实意义和震撼力的典型场景。田家少奶奶淑贞继承田家老太太遗愿，作为信奉传统儒家观念的通情达理之人，无力面对艰难世事，从为了生存和抚养儿女而接受徐木匠的帮助，到接受徐木匠的感情而突破儒家规训与之结合，确是现代社会伦理观念的胜利。当然，叙述中设置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尤其是徐木匠的遽然离世使得这种结合只能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豆花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式女子不仅没有过上新式的生活和婚姻，反而被土匪劫持而遭婆家遗弃，其境况尚不如传统女子，显示了现实的戏剧性；被田青相救之后，走入婚姻的她，逐渐从对田青的感激、依附中走了出来，逐渐显露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尽管最后豆花的努力和行为方式被现实证明不合时宜，但这不是豆花的责任，而是历史、时代的原因。
其次，独特的叙事策略既契合了中国“文史合一”的传统观念，又凸显了现代性历史的戏剧性。“革命”作为一条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由多层叙事来完成，现代性与戏剧性交错其中。诺颜王子作为中国上层社会人士的代表不断更新革命理念，领导、策划革命行动，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徐木匠作为下层社会人士的典型，与淑芬有情人不成眷属，从下而上的革命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田青作为可塑性较强的晋商兼及个人与国家，不断在社会转型中成熟。再次，现代性历史人物的叙事呈现多元化形态，土匪、商人、平民等各个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态各异，良莠不齐，个性十足。在叙事中，或风趣，或忧郁，或平和，节奏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相得益彰。
《走西口》体现的现代性历史的文学性，在深层意义上，是关于历史的呈现与搬演，是关于历史之超话语的影视译本，是对某种胜利者对于其胜利之必然性的再印证，其基本的叙事范式为战斗/挫折/ 牺牲/胜利；在人物形象上，历史人物会有基本的叙事范式——反抗（抗争）/追求/考验（磨难）/命名，是一种英雄与主体（subject）的命名式，是一次具有规范力的成人式，是一面颇具质询力（interpellate）的意识形态镜像的完成式。
《走西口》由个人英雄向民族大义、由家到国的历史命名，是革命意识形态逐渐展开的历史。传奇的起点是报恩复仇——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园共同体的社会形式的重要表现方式，田青之所以能将个人恩怨转化为民族大义，就是因为只有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为亲复仇才在“尽孝”的同时具有为国“尽忠”的意义。
卢衍鹏，1982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学术研究领域：艺术学理论、影视艺术、文化产业。近年来先后在《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获教育部、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奖励4项。入选江苏社科优青、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山东省第一批签约文艺评论家等。
王冬梅，1980年生，山东平度人，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枣庄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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