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光影红色芳华：中国共产党的影像变迁史_周根红著_9787563832125

该著作主要选取重要的影像资料、历史资料、代表性的电影现象和电影作品，通过作品分析和史料呈现相结合的形式，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早期中国电影的领导和文化建构，进而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塑造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类型特征、审美变迁和艺术创新，通过影像形象史的视角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伟大历史贡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的光辉历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中国共产党正朝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一百年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重要历史时期，千百万优秀的共产党人始终是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始终是民族的脊梁和时代的先锋。

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创和领导党的电影事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与电影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不仅制定了党的电影政策、建构了中国电影文化、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时中国电影也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拼搏的光辉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命运与共。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也频繁出现在银幕上，成为电影塑造的重要银幕形象类型，占据着十分重要而显著的位置。许多影片中塑造的共产党员形象，成为电影的经典画面、时代的深刻记忆，具有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的生命力。不同历史时期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有着特定时代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也折射出不同时期电影的类型特征和创作理念。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银幕形象，是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一项重要和必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逐步全面地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由于还未夺取全国政权，银幕上塑造的共产党员形象充满含蓄意味和象征色彩。但是，在银幕之外，共产党的领导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剧本的创作、演员队伍，还是电影的主题，都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始终坚持着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电影进行政治宣传，领导了左翼电影运动、国防电影运动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电影风潮。与国民党的电影活动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活动重点揭露资产阶级的落后腐朽，觉醒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批判改良主义道路，强调暴力革命的必然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中国电影事业，建构了党的电影文化，传递了党的思想，开创了党的电影工作新局面。《狂流》（1933）、《都会的早晨》（1933）、《春蚕》（1933）、《渔光曲》（1934）、《桃李劫》（1934）、《大路》（1935）、《新女性》（1935）、《十字街头》（1937）等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给电影观众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冲击力。党领导、创作的电影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在凝聚民族精神、开启民智及宣传救亡图存的革命思想上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逐渐成为具有现实主义品格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精神的新的文化类型。

1937年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电影和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国统区进步电影，主要围绕抗日救亡和民族战争这一主题展开。在武汉、重庆、成都形成了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和西北影业公司为主体的“大后方电影”，如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热血忠魂》（1938）、《八百壮士》（1938）、《民族万岁》（1939）、《胜利进行曲》（1940）、《塞上风云》（1940）；中央电影摄影场的《英雄的中华儿女》（1939）、《中华儿女》（1939）、《长空万里》（1940）；西北影业公司的《风雪太行山》（1940）等，都成为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的战斗号角和反映军民英勇抗敌的英雄交响曲。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着一支艰苦奋斗的电影队伍，以袁牧之、吴印咸为首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1938）、《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1942—1943）等纪录电影，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向世界宣传了延安和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延安电影团完成历史使命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战局发展，在延安和东北兴山先后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华北则成立了华北电影队。延安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包括其后在它们的基础上组建的北平电影制片厂）是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纪录片拍摄的主力军。它们延续并发展了延安纪录电影学派开创的“再现真实”的纪录电影创作原则，拍摄了《华北新闻》（1946）、《民主东北》（1947—1949）、《东北三年解放战争》（1949）、《北平入城式》（1949）、《百万雄师下江南》（1949）等一批著名的军事纪录片，将中国军事纪录片的创作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纪录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批优秀进步的电影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万家灯火》（1948）、《小城之春》（1948）、《三毛流浪记》（1949）等也纷纷面世，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电影成为新中国电影的辉煌代表。“十七年”电影大多是以社会主义为基调、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电影。这一阶段的电影开始承载和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培养了一代人的爱国思想和英雄情结。50年代的电影，多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如《白毛女》（1950）、《钢铁战士》（1950）、《南征北战》（1952）、《董存瑞》（1955）等。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一批“献礼片”完成并上映，如《风暴》《老兵新传》《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等，无一不展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6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更加成熟，涌现出《红色娘子军》（1961）、《小兵张嘎》（1963）、《早春二月》（1963）、《李双双》（1962）、《甲午风云》（1962）、《冰山上的来客》（1963）、《英雄儿女》（1964）等题材多样的优秀影片。这一时期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涉及的面更加广泛，许多影片一如既往地注重歌颂革命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和光荣献身的优秀共产党员，如李玉梅（《党的女儿》）、李侠（《永不消逝的电波》）、林祥谦（《风暴》）、高山（《战火中的青春》）等；同时又把镜头瞄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范共产党员，如战长河（《老兵新传》）等。从总体上看，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仍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形象，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化了人物的个性色彩，着眼于细节的运用和对于典型环境的刻画，较注重描绘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有时也不回避其性格上的某些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银幕上出现了诸如沈振新（《红日》）、王文清（《英雄儿女》）等党的军队高级干部形象。他们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与群众和下级指战员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令人感到亲切、可信，特别是罗大成和邱金（《怒潮》）、雷焕觉（《燎原》）等早期共产党人形象的问世，是中国电影史上刻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端，受到了文艺界的关注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由此显示出一种良好的创作趋势。这个时期的电影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呈现出昂扬向上、清新明快的创作基调，注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辉煌记忆。同时，这一时期，电影创作者积极探索“主旋律”与“类型片”的结合，如《赵一曼》（1950）、《鸡毛信》（1954）、《小兵张嘎》（1963）、《智取华山》（1953）、《新儿女英雄传》（1951）、《羊城暗哨》（1957）、《神秘的旅伴》（1955）、《寂静的山林》（1957）、《白求恩大夫》（1965）、《冰山上的来客》（1963）等。这些在特殊历史时期创作的电影作品，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影坛的一道令人瞩目的独特风景线。

1978年，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电影事业步入正轨。1979年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被电影界称为“中国电影复兴之年”。改革开放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大解放，观众对电影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电影创作者也在寻求突破之路。创作者开始追求独特的美学风格，在创作中展现自我个性，在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调上秉承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精神。新时期银幕上共产党员形象塑造的总体特点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在塑造典型形象的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否定了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写一个党员就要代表党’的错误的典型观念，许多电影艺术家注重面向实际生活，创造出一批富有独特个性的、各具风采的党员形象，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电影人物画廊。其二，挣脱了‘三突出’荒谬理论的束缚，打破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塑造的模式，努力刻画出不同类型的党员的真实面貌；并能注重深入人物的内心，探究心灵的底蕴，由此揭示出时代的脉搏与历史的变革。”姚国华，周斌论银幕上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J］电影新作，1991（3）新时期电影中的共产党形象塑造采取了多样化的方法，产生了一批新的经典电影和经典共产党员形象，如魏得胜（《归心似箭》）、罗霄（《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吉鸿昌》）、王金（《一个和八个》）、朱克实（《泪痕》）、罗群（《天云山传奇》）、刘力行（《邻居》）、尚勤（《法庭内外》）、陈春柱（《最后的选择》）、袁翰（《道是无情胜有情》）和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一时期还塑造了一批改革开放者的共产党员形象，如乔光朴（《钟声》）、罗心刚（《血，总是热的》）、李江川（《在被告后面》）、刘钊（《花园街五号》）、程戈（《T省的84·85年》）、牛百岁（《咱们的牛百岁》）等。总体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电影工作者被禁锢的思维与情感被打开，艺术实践的探索与创新再度活跃，一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相继问世，激励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阶段，电影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贴近时代、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文角度切入生活，透过人物命运，反思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敏锐地捕捉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规律，拍摄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讴歌时代精神、针砭社会时弊的优秀影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现实主义影片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开辟了艺术探索的新境界。

20世纪90年代是“主旋律”电影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主旋律”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7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正式提出了“主旋律”的概念。199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确立了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方针。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出现了三个创作高峰，分别是1991年、1996年和1999年。199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这一年前后出现了《大决战》三部曲、《开天辟地》等“献礼片”。1996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高质量、多出精品”，宣布实施电影“九五五零工程”，即在“九五”期间，每年拍10部优秀电影，共拍出50部优秀影片。长沙电影会议之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评奖、推出精品等经济和行政手段，大力扶持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九五五零工程”的规划实施，促进了一大批精品主旋律电影的诞生，这种创作风潮在1999年时达到了高峰。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一年井喷般出现了一大批质量优良的“献礼片”，如《我的1919》《横空出世》《国歌》《共和国之旗》《冲天飞豹》《黄河绝恋》等。20世纪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主流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各类共产党员形象。如《开天辟地》（1991）、《重庆谈判》（1993）、《长征》（1996）等影片中塑造的革命先驱、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周恩来》（1991）、《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毛泽东的故事》（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天》（1992）、《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等人物传记片中的领袖形象；《焦裕禄》（1990）、《白求恩》（1990）、《蒋筑英》（1992）、《信访办主任》（1995）、《张明岐》（1995）、《警官崔大庆》（1995）、《刘胡兰》（1995）、《孔繁森》（1996）、《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国歌》（1999）等一批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传记片所塑造的先进党员形象。这些影片激发了人们心中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和追求共同理想的坚强意志。

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经过不断探索和尝试，实现了大众情感和价值观的融合，同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事业空前繁荣，跨国合作使得中国电影日趋走向国际化，主旋律电影从“主流电影”发展到“新主流电影”。这些影片满足了国人空前的主体认同感以及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对叙事策略的改变以及人物形象的重塑，从普通小人物、小故事中寻找人生意义，并传达出信仰的力量，逐渐摸索出一条通往大众的途径，如影片《嘎达梅林》（2002）、《云水谣》（2006）等。年轻演员、明星的加入提高了电影关注度与市场的认可度，而技术的进步促发了主旋律电影的奇观化尝试。2007年《集结号》的上映标志着主旋律电影进入商业大片的阶段。此后，《风声》（2009）、《十月围城》（2009）、《唐山大地震》（2010）、《建党伟业》（2011）等影片上映并获得较高的票房，在创作上更加熟谙商业电影的制作，工业化的流程、商业大片的生产机制，以及诉诸动作、场面的视觉奇观，既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也得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类型电影。这一时期，影片中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创作观念的变化方面。《毛泽东在1925》（2001）、《周恩来万隆之行》（2002）、《邓小平》（2003）、《毛泽东去安源》（2003）、《邓小平1928》（2004）、《毛泽东回韶山》（2007）、《可爱的中国》（2009）、《秋之白华》（2011）、《建党伟业》（2011）等塑造的革命先驱、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形象突出细节，刻画人物内心，真实平易；《走出西柏坡》（2001）、《首席执行官》（2002）、《走向太阳》（2002）、《戎冠秀》（2003）、《惊涛骇浪》（2003）、《时传祥》（2003）、《张思德》（2004）、《郑培民》（2004）、《我的母亲赵一曼》（2005）、《任长霞》（2005）、《生死牛玉儒》（2005）、《村支书张仁和》（2006）、《真水无香》（2006）、《倔人吕尚斌》（2007）、《村支书郑九万》（2007）、《公仆》（2007）、《超强台风》（2008）、《惊天动地》（2009）、《潘作良》（2009）、《邓稼先》（2009）、《孟二冬》（2009）、《第一书记》（2010）等塑造了一批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迎来了“黄金机遇期”，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电影生产力空前提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始终是中国电影的重要使命。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重要时间节点，重点主旋律影片开拓了创作新境界。2017年，为庆祝党的十九大召开，电影界集中推出了一批题材类型丰富、风格形式多样、个性特征鲜明、诗意化风格化呈现的献礼影片，既有“重工业”标杆之作《战狼2》《空天猎》，也有诗意与现实并存的中小成本影片《十八洞村》《家园》《守边人》《你若安好》《南哥》，以及少数民族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等，这些影片代表了中国电影大小并重的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良性生态格局，代表了电影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的根本方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价值导向文化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电影化呈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影片《百团大战》（2015），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点影片《勇士》（2016），纪念建军90周年影片《建军大业》（2017）、《血战湘江》（2017），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春天的马拉松》（2018）、《照相师》（2018）等，豪情抒写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国产电影在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也在贴近当下主流观众审美方面做出了探索与努力，在题材选择上不仅做到了对历史的回眸与审视，也有对当下生活的观照，例如，重述红色经典的《智取威虎山》（3D版，2014），彰显国家力量的《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激发起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的《战狼2》（2017），以及《钱学森》（2012）、《兰辉》（2014）、《邹碧华》（2017）、《信仰者》（2018）、《幸福马上来》（2018）、《黄大年》（2018）、《老阿姨》（2016）、《我是医生》（2017）等影片，用世界性的语言叙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故事里创造“世界新景观”。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电影人推出了根据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真实历史改编的《攀登者》、根据川航3U8633航班成功备降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的《我和我的祖国》、再现党中央在香山运筹帷幄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决胜时刻》、青年革命领袖带领红军在绝境中开辟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古田军号》、通过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视角再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活动的《红星照耀中国》、展现消防队伍面对沿海油罐区重大火灾团结一致誓死抵抗的《烈火英雄》、展现当年塞罕坝上老一辈造林人艰难岁月的《那时风华》、反映渡江战役的《百万雄师》等。2020年，反映家乡故事的《我和我的家乡》、反映年轻人农村创业的《一点就到家》、反映中国女排精神的《夺冠》、反映维和部队的《蓝盔行动》、反映抗美援朝的《金刚川》、反映海上救援任务的《紧急救援》等，用影像的方式书写新时代农村/家乡的发展变化，弘扬民族精神，彰显人民军队的力量和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人，聚焦党和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伟大历程与辉煌成就，展现人民群众奋斗创业、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共同助力新时代，再攀高峰。

塑造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是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时代的使命。由此，我们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变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银幕上共产党员形象的创作，是电影创作永恒的主题，也是观众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更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不断开掘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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