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国富论：论全球信用算法共识的未来财富_韩锋等著_9787111675631

作者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出发,论证了全球自由市场的运行要超越以货易货的原始阶段,就需要信用资源,而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说明这样的信用资源是靠全球达成财富共识实现的,财富共识是超越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达成的信用共识, 这是智人（Sapiens）认知革命的一部分。从贝壳、铜钱、白银、黄金,直到近代银行发行的纸币莫不如此,只不过具体的共识算法不同罢了。比特币利用密码学和区块链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基于数字确权和分布式算法达成财富共识的新时代。
作者进一步阐述了量子力学实在观,为新的大数据财富共识提供了科学的认知基础，以及评估财富共识的过程中图灵机逻辑门的使用。作者重点讨论了我国在未来区块链数据财富时代是否能像白银时代一样重回全球财富舞台的中央。

按照惯例，一本新书的出版，都会邀请一个业界专业知名人士作序。我本来也是这个想法，曾经计划邀请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先生或者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红冰先生，或朱嘉明教授作序，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们都提供了很大的推动。但后来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自己来写，因为确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本书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希望利用自序能对此有个系统的交代。
我在很多文章里介绍过，自己关于区块链分布式计算系统的认知是建立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的。通过跟清华大学的导师张礼先生将近三十年断断续续但系统的学习，我终于理解了关于世界整体关联的量子力学实在观。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认识到这样一种实在观是普适的，绝对不只是在描述微观的世界，已经有不少理论和实验证明量子纠缠和熵最大原理有关（本书第6章），并适用于任何尺度的复杂系统（从量子分数霍尔效应到深度神经网络，甚至金融市场）。其中，麦克斯韦妖的元计算机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2014年终于证明，比特币的全网挖矿是一个典型的麦克斯韦妖分布式计算系统，与一个中心化的系统比，低熵的共识计算过程要高效得多（参见本书第7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在2013年受清华大学校友邓迪的影响进入比特币社区，成为一个布道者。我多次从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出发，介绍比特币的分布式计算机制和区块链概念，出人意料地很受欢迎，前后累计受邀在一百多所高校演讲。因此，2016年我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张晓玫教授一起编写了《区块链：量子财富观》一书。
我的“量子财富观”深受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先生影响。2016年年初，我受高红冰先生邀请，到阿里研究院和高红冰先生就区块链交流探讨了一个上午。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元老级人物的高红冰，以宏观的视角首先描述了整个互联网全球发展的历程，最后聚焦到“大数据”概念。他认为阿里巴巴已经不单纯是一个IT公司（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基础的企业），而是发展成了一家DT公司（专注于大数据技术和积累）。大数据已经成为人类未来感知和管理世界的核心，尤其是建立金融“信用”的基础。这和我了解的量子力学实在观完全吻合，因为量子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关联的世界。早于互联网一百多年，量子力学就已经使用了大数据统计，描述量子存在的波函数模的平方就直接正比于大数据的统计概率。这和牛顿力学的小数据描述是有本质区别的（只需要确定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通过动力学方程确定一个原子的轨道）。当时高红冰先生有一句话很经典，我一直记忆犹新：“以钢筋水泥为标志的银行信用大厦，正在被以数据为土壤的区块链信用所取代。”
我因此领悟到，一个新的数据财富共识正在诞生，基于量子力学的大数据实在观，决定未来信用的产生，这对于本书思想框架的形成发挥了指南针般的导航作用。
2016年年中，我又很幸运地和阿里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周子衡一起去新加坡讲学。旅途中，周子衡系统地和我交流了他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他的核心思想是：距今三百年前，在英国发生了“生产大爆炸”的工业革命，而今天，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促成了“交易大爆炸”，这两者间的逻辑传承关系，很少有人真正关注研究。这一历史演进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社会经济从过去的以银行的企业账户为核心运行，转变为如今以互联网上的个人账户为中心运行。根据我当时对区块链技术的了解，很容易想象该转变的意义：个人数据在个人账户确权私有化并能成为个人信用财富的时代不远了，而比特币只不过是第一个通过私钥签名实现了私有化的数字财富共识罢了。后来周子衡把他的思想系统性地写入了《账户》这本书，该书获得了《亚洲周刊》评选的2017年十大优秀图书之一。后来我又读到央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邹平座的一篇文章，结合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将这一观点又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对于我的写作既雪中送炭又锦上添花（参见本书第4章）。
从2014年起，我受清华大学顾学雍教授邀请，数次参与主讲了清华大学的学分课程《超越学科的认知》，我主要讲解量子力学实在观的认知和区块链。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顾学雍教授反复探讨了量子力学的实在观和麦克斯韦妖元计算的意义，这让我对于计算思维有了逐渐深入的了解。特别是2016年，顾学雍教授邀请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彭仲康教授来交流，彭教授介绍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心电信号的熵在不同标度变换下能够收敛。我详细地学习研究了他们的论文，惊喜地发现这种现象和量子场论中的重整化群标度不变性完全类似。这开启了顾学雍教授和我一起利用麦克斯韦妖的分布式计算研究复杂系统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大门（最新成果参见本书第7章）。
2017年，我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徐恪教授邀请下，参与主讲了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赛博智能经济与区块链》。这让我终于有机会系统地梳理了量子力学实在观与区块链数据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用计算思维研究智能合约在数字经济中应用的意义。我在本次课程中使用的讲义，成了本书内容最早的雏形。
后来我于201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在第一财经美国总经理冯郁青女士的协助下，促成了我与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格拉斯曼（Jim Glassman）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等华尔街知名人士的对话交流学习。我通过这样一次极其宝贵的机会近距离观察研究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美国自立国以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和独立的舆论监督体系，加之之后从荷兰传承过来的极高的金融投机热情和传统，形成了发达的银行信贷体系，近代又有以硅谷为代表的大规模创新产业支撑，这些都让美国成为现代全球市场的主要财富共识，成为真正的金融帝国，这就是美国强大的核心之一。
更幸运的是，我在纽约认真阅读了尤瓦尔·赫拉利的著作《人类简史》的英文原版。该书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启示：人类在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之前，还发生了“认知革命”，这正是智人（Sapiens）后来能够一统全球的主要原因。所谓“认知革命”，就是智人从具体可见的事物中抽象出超现实的概念，如狮身人面图腾、神话偶像、文化、宗教、共识等。由于认知革命的发生，智人的组织协同规模突破了一百五十人的“邓巴数”上限，从而横扫了当时地球上的其他古人类族群，智人的基因在现代人类的基因图谱中因此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我终于顿悟：所谓“财富”的概念，不过是人类认知革命的一部分，是超越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出来的，为全球自由市场发展所急需的信用共识。从中国古代出土的贝币，到后来的铜钱，再到全球银本位、金本位时代，直到现代银行发行纸币，本质都是如此，只不过自由市场的算法不同罢了。朱嘉明老师在《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我从中学习受益良多（参见本书第1章和第3章）。
财富的概念能否跟上时代，将决定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甚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未来。这方面日裔美国人罗伯特·清琦的那本《富爸爸，穷爸爸》讲得通俗易懂而且深刻，基本讲透了美国何以掌控当今全球主要财富的秘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市场上商品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开始的。我做学生的时候广播里经常放的一句话就是：“如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在中国很自然地形成了“只有商品是财富，只有实物资源是财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一些金融学术机构的专业人士都认为：证券资本市场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能产生泡沫，需严加管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财富共识在房地产市场达成（价值约65万亿美元）。一些有识之士，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北京大学的唐涯教授等，都指出房地产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是互联网经济繁荣的财富润滑剂，这还算符合罗伯特·清琦的“富爸爸”逻辑。不过，国内的房地产永远不能让中国执全球财富共识之牛耳，这一点，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发展历史已经给出了明证。
中国现在已不光能为自己生产充足的商品，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产大国。但人们越来越发现，过量的生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财富”，更多的是产生了“过剩产能”。如果现在大街上还有大喇叭，笔者觉得应该播放的口号是：“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和人民群众手中相对贫乏的财富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巨大的，据笔者观察，这不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懒惰，甚至不能说中国人的平均技术水平比美国人的要低（至少数学水平不低）。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还远未跻身全球财富共识舞台的中央。中国现在为全球生产了主要商品，但美国仍然掌握着全球主要的财富共识，不改变这个现状，中国就无法在中美竞争中真正获得优势。
历史上，加州发现了大金矿，助推了美国经济的腾飞，最终超越了大英帝国。在数字经济和未来区块链时代，中国是否能发现自己的“大金矿”？这就是本书想要讨论的主题。
最后感谢程豪、王丽、张天艺在本书最后的编写阶段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我的画家朋友杨格为本书绘制了大部分插图。
韩锋
202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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