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土耳其”一词源于西方人的称谓。早在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开始将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血统穆斯林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称作土耳其抑或土耳其亚，而将生活在土耳其的突厥血统穆斯林称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于中亚草原的突厥部落。土耳其人的历史，以入主安纳托利亚作为起点，可以划分为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和土耳其共和国时代，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国家亦称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统治阶层自称奥斯曼人，以示具有高贵的血统，至于土耳其人则泛指分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诸地和操突厥语的下层村民。1921年，安卡拉大国民议会通过临时宪法，首次明确宣布将土耳其作为新的国家名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诞生。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采用阿拉伯字母的书写形式，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后改用拉丁字母。土耳其共和国具有伊斯兰教的浓厚氛围，穆斯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9%，盛行逊尼派伊斯兰教，亦有少量什叶派穆斯林，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特指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民。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明确区分国籍归属与宗教信仰的差别，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非穆斯林国民中自称土耳其人者寥寥无几。
“安纳托利亚”一词源于希腊语，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在希腊人之后，罗马人将安纳托利亚称为亚细亚，继而称之为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作为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接合点，介于古代世界的两大语系即闪米特语系与印欧语系分布区域之间，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近乎神奇的文明魅力。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重叠与交汇。土著城邦的建立、希腊化、罗马化、基督教化、突厥化、伊斯兰教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欧化，塑造出安纳托利亚不同时代的文明断层和历史坐标。东西交融的深厚文化积淀，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编织出色彩斑斓的绚丽画卷。
早在距今近4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印欧语系的分支族群建立的诸多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先河。首先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古代族群是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人。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国家，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开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序幕。继赫梯人之后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吕底亚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分支。吕底亚人占据的区域介于黑海与爱琴海之间，与希腊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吕底亚人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珍贵历史素材，诸多动人心弦的情节流传至今。分布于吕底亚王国北侧的弗里吉亚人，不仅所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而且采用早期希腊字母作为书写形式。《荷马史诗》曾经提到弗里吉亚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亦曾记载了弗里吉亚人创造的文明。弗里吉亚王国与古希腊城邦之间往来频繁，相传弗里吉亚人曾经卷入特洛伊战争，亦传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曾经娶希腊女子为妻并向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神庙贡献祭品，弗里吉亚王国的国王戈耳狄俄斯甚至出现于希腊神话之中。《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动人故事，诉说着安纳托利亚的尘封往事。透过古典建筑的断壁残垣，不难发现希腊罗马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斑斑痕迹。
公元后最初的千年，安纳托利亚属于基督教世界，时人称之为比拉德·鲁姆（Bilad alRum），意为“罗马的土地”。自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人征服的狂潮席卷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构成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缘，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他们心中的圣战的理想去处。11世纪突厥人入主西亚，此后突厥人自东向西拥往安纳托利亚，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希腊语和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舞台悄然淡去。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元素逐渐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进而深刻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在百余年间攻城略地，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地区，雄踞于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成为继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后中东历史长河中再度闪亮登场的庞大帝国，东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由此明显改变。145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至此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堡从此改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欧洲基督徒的眼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是罗马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历经六百余年的沧桑，可谓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后的封建帝国。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典时代的多处遗址至今犹存，拜占庭帝国时期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蓝色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宫交相辉映。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处古代商路要冲，现存赫梯城市、罗马神庙和拜占庭城堡的遗迹以及塞尔柱时期建造的阿拉丁清真寺，浓缩着往日的辉煌。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踞中东，尚且保持扩张态势，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实力天平日渐倾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列强迅速崛起，而奥斯曼帝国依然处于沉睡的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辽阔的疆域内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浮出水面。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往昔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雄风不再，辉煌远去，已成长河落日之势，俨然是西方列强眼中的“欧洲病夫”。进入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效仿西方列强，组建欧式新军，改革政府体制，引进西方世俗法律，现代西方元素渗入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层面，西方时尚风靡一时，地缘政治亦逐渐呈现出西化的走向。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跋涉前行于崎岖坎坷的苦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安纳托利亚的大地迎来了现代化的崭新活力和勃勃生机。
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政治走向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之争贯穿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来的政治进程，西向战略与东向战略此消彼长。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世俗化的明显倾向，旨在淡化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地缘界限。“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东西方之间形成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特定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走向，而俄土战争的阴影已然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英法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威胁导致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导致土耳其在冷战时代倒向西方阵营并加入北约。此间，土耳其与西方世界进入蜜月期，成为西方世界的国际战略盟友，加强与西方世界的全方位联系则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决定将土耳其列为欧盟正式候选国，土耳其脱亚入欧的地域战略走向达到极致。
尽管如此，土耳其毕竟具有长达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传统，伊斯兰教已然深深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亦曾明确规定伊斯兰教信仰作为土耳其国民身份认同的三大要素之一。20世纪后期，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伊斯兰复兴运动暗流涌动，诸多伊斯兰政党随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土耳其与其北方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缓解。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蜜月不再。冷战时代，土耳其与东方国家之间联系甚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强化东方外交成为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施政呼声，脱欧入亚的地缘战略渐露端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传统和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交，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地缘政治的触角进一步伸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可谓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梦想。加入欧盟既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长期以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亦是土耳其西向地缘战略的集中体现。然而，土耳其加入欧盟似乎过于一厢情愿，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步履维艰，欧洲大国始终未见诚意，屡屡以人权和宗教作为借口百般阻挠，将土耳其拒于门外。入欧受挫无疑是影响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原因，土欧关系随之渐行渐远。近年来，土美关系亦趋于恶化，对于土耳其的西向地缘战略更可谓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土耳其另辟蹊径，试图拓宽国际空间，初步形成脱欧态势，东向外交成为土耳其新的国际战略支点。
通常认为，土耳其入欧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信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实际情况不然。纵观国际舞台，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得失，并非意识形态的分歧，更非宗教信仰的差异。土耳其入欧无望，英国却艰难跋涉于脱欧之路，两者貌似毫无关联，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耐人寻味。俄罗斯与土耳其同样地跨亚欧大陆，且政治重心位于欧洲，信奉基督教长达千年之久，历史上与欧洲诸多国家联系密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皆曾与英法结为盟友，当下却被视作西方世界的天敌而被拒于欧洲之外。相比之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尽管宗教信仰各异，却在当下国际秩序剧烈变动之际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多方位展开积极合作，进而形成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三方相向互动，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已然占据半壁江山。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土耳其不仅地跨亚欧大陆，而且位于地中海文明圈与伊斯兰文明圈的重叠区域，兼有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双重传统，地缘政治走向表现为脱亚入欧和脱欧入亚的两面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不定。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或因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分歧而延续西向外交战略，或因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利益而实施东向的地缘战略，或采取平衡外交而在地缘战略层面兼顾东西方。土耳其目前尚属西方阵营，身在北约且向往加入欧盟，与西方国家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融入西方世界符合土耳其的国家诉求，虽有意分手却心存纠结。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其武装力量之规模在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加之地处欧洲通往东方的门户，是美国实施中东战略和从南部围堵俄罗斯的重要支点，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拥向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土耳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当下遏制中东难民拥入欧洲的桥头堡，土耳其若转向脱欧入亚，势必导致欧洲东南方门户顿开，这些也令西方世界难以轻言放弃土耳其。土耳其转向东方的地缘战略，或许只是声东击西，然而若最终依然入欧无望，亦不排除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的可能。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