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将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我的博士后生涯。在上班的路上，我玩了一个小游戏，测试德国行人的避让习惯。我故意往左让，看他们怎么反应，这真是典型的职业病啊。
我对心理学同事们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首先，他们穿着打扮讲究，穿着花呢外套和条绒裤，头发上抹了发胶，大多数人还留着胡子。而且心理学家留的胡子可与物理学家的不同：物理学家有胡子，好像只是因为科研忙而不愿浪费时间刮；心理学家的胡子呢，修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精心打理的。其次，这样完美的外表下是优雅的谈吐。他们词汇丰富，修辞多样，就算只是聊聊复活节怎么过的，也聊得精彩绝伦。这样的语言功力当然也展现在他们的发表物中。比起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科研论文，心理学的普遍要长得多，语言也考究得多。由此我明确感到，自己在从硬科学向更偏文科的人文科学靠近。但请不要误会，这些心理学家不是些只会玩弄辞藻、说漂亮话的人，他们的数据统计能力也是一流的。
我的新实验室相当大。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逐个拜访新同事的办公室以了解他们的研究，这又一次给了我不少冲击。比如说，一位同事招募被试玩一个赌运气的游戏：“我们让被试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偷掷一个六面的骰子，然后告诉我们他扔到了几。我们按点数付钱，点数越高，报酬越高。”“他们不会撒谎吗？”我听了这实验方法，有点惊疑。“那是肯定的呀。而且他们一个个撒谎撒得可欢了……”事实上，被试们逐个走进办公室，要么说自己掷出了五点，要么就是六点，没有一个人掷到一点或者二点。我的同事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按他们说的把钱付了。
这个简单的小实验是为了研究人们作弊的原因。我的同事不断变换测试题或者改变付酬条件，记录每一次作弊者的比例。那么他有没有尝试保证被试类型的多样性呢？“我连修女都找来做过实验。”结果让人吃惊。修女也撒谎！只不过她们总是假装掷到了一点或者两点，就算事实上是五点或者六点。她们故意说少是因为担心别人怀疑她们作弊。
这项实验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作弊也会传染。在阿希教授的实验里，被试听别人说了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而在这个实验里，人们看见别人作弊得了好处，自己也不免作弊。
我继续参观实验室，发现一位同事正在地下室办家庭晚宴。每天晚上，她的一个被试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会在实验室的镜头下美餐一顿。桌上有面包、奶酪、各色卤肉、水果和蔬菜，经典的德式晚餐上该有的都有。“我研究的是肥胖与人的饮食习惯的关系，”我的女同事告诉我，“而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用餐时间对结果的影响。”她给我看了几段录像：一个小男孩在狼吞虎咽地吃下一板又一板的巧克力，任凭他妈妈在一旁怎么吼也不听。“ 我们通过实验发现，晚餐时间越长的家庭，吃得反而越少。
事实上，在一顿吃得从容的晚餐上，被试还没来得及吃完所有食物，就已经产生饱腹感。另外，社交影响在这样的场合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模仿他们亲近的人的饮食习惯，正是这一心理机制使肥胖成为一种流行病，在整个世界日益蔓延。
通过观察同事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我意识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与我以往见识过的研究机构截然不同。在风格质朴的科研世界里，它像一个金色的泡泡。在踏进实验室内部放办公用品的那间办公室时，我简直像个孩子钻进了糖果店。眼前那些五颜六色的圆珠笔看得我心花怒放，不管是想要订书机还是小格子笔记本，全都随便拿！
聪明的模仿者
我始终不大喜欢在研究所的食堂吃饭。原因是我既看不大懂菜单，又对当地名菜所知甚少。服务员常常报出一大串菜名：“ 今天我们有Käsespätzle（芝士蛋面）、Schweinebraten Knödel（烤猪肉丸子）、Nürnberger Rostbratwürstchen（纽伦堡香肠），还有Könisberger Klopse（哥尼斯堡土豆丸子），您来点什么？”我难免有点抑郁。
就在我飞快地想在谷歌图片上找出每个菜看看的同时，只听我的同事们悠然报出：“ 我要一份Schnitzel（炸肉排）。”
“给我也来Schnitzel 吧。”
“Schnitzel。”
“ 我也一样。”
Schnitzel 是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轮到我时，我也随大溜说道：“来份Schnitzel。”阿希教授的著名实验在我身上重演。因此有时候我盘子里盛着一堆酸菜炖大肉肠，搞得我整个下午工作的时候都好像胃里灌了铅。不过总的来说，大伙儿吃啥我吃啥，这个选择并不差。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模仿乃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尽管人们习惯性地对抄袭或者其他模仿行为嗤之以鼻，但心理学的专家们却教给我，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模仿他人可能是你能做的最明智的行为。买什么车，读什么书，换哪款手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哪一次不是或多或少地随大溜，或者至少先看看身边的人选什么？我们总不能每一次都自己从头彻底调查研究一番。在这方面，群居型昆虫堪称我们最好的老师。
细想起来，蚁群不就是一个以模仿为第一原则的社会组织吗？ 1989 年，布鲁塞尔大学的一个生物学研究团队破解了蚁群在大自然中具有超凡辨识方向能力的秘密。科研人员将食物源与一个阿根廷蚁（Linepithema humile）巢用一长一短两座桥分别连接起来，片刻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所有的蚂蚁都找准了近路赶去午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小虫子是怎么确定最短路径的呢？它们既没有计算过步数，也不会计算时间。第二轮，科学家们把通向食物的桥增加到四条，整个蚁群又一次迅速找到最短的那条。科学家们后来索性在食物和蚁巢之间设下一座迷宫，在数千条可能通往食物源的路线中，蚁群又一次集体找到了最高效线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的大脑中只有不到10 万个神经元（而我们人类可有上千亿个），但它们为了迅速得到一点食物，就将棘手的优化问题瞬间解决，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认知过程恰恰源于模仿。蚂蚁们出门觅食时，原本是各自出发并随意地选择道路的。一旦有一只找到吃的，它就会在回巢的路上留下自己的信息素（pheromone），就像民间故事里的“小拇指”撒下白石子儿那样。别的蚂蚁凭同类发出的这条信息明白了前方有吃的，会立即上路。这条路上每多经过一只蚂蚁，信息素就叠加一层，“信号”因此越来越强烈，直到任何一只蚂蚁都不可能错过。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在自家的厨房里发现
一队蚂蚁首尾相连地笔直行军，它们其实走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化学公路上。如果同时有几条路通往同一个食物源，蚁群又是怎样找到最近的那一条的呢？事实上，它们甚至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发愁。“信息素”是种会持续蒸发的挥发性成分，路程越长，挥发后剩下的信息素越稀薄，相反，越短的路上留存的化学信息也必然越密集。只需要片刻工夫，那些相对较长的路上的信息素就挥发殆尽，让所有蚂蚁都能选择最短、最有效率的路线。
这一机制激发了无数科研人员的灵感，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仿生学产品。在图卢兹，我的搭档西蒙就用它做过一款迷你机器人，一队两欧元硬币大小的可移动小机器人，靠这个机制在迷宫中找到了两点间的最短路径。对于探索陌生环境而言，还有比这更值得期待的方法吗？正是应用了这种方法，你的邮箱今天早上才能收到邮件。在互联网上，数据必须在不同的站点间不断流通。怎么找到两台电脑之间的最短路径以传输数据？目前互联网依靠的就是一套模拟蚂蚁行为模式的路由协议。科研人员也要向昆虫取经！
这些和我的人群研究有什么关系？行人也会一个尾随另一个吗？不管怎么说，至少他们没在所过之处抛洒信息素，顶多在身后留下一串脚印而已。可这串脚印恰恰就构成了一种惊人的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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