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的六大支柱_[美]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王静译_9787111691266

本书回答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自尊？
自尊为什么十分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提高自尊？
他人对我们自尊的建设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如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尊的重要性，但往往对自尊缺乏足够的理解。
到底什么是自尊？基于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布兰登博士指出，自尊包含两个方面：自我效能感，即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以及自我尊重，即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有权利享受幸福。
有人说自尊主要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重要的是身处充满正面评价、夸奖的环境；有人说自尊主要是认知层面的，只要改变一些有问题的思维方式，人人便都能获得自尊。布兰登博士论述了为什么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并指出真正的自尊不来自外部，而来自自身；不止来自认知，更来自行为。自尊的六大支柱便是一套实践方式：唯有不断付诸行动去认识自我、实现自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
自尊的六大支柱包括：
有意识地生活的实践
自我接纳的实践
自我负责的实践
自我肯定的实践
有目的地生活的实践
个人诚信的实践

书中有大量作者独创的句子补全练习，为读者提供了建立起自尊六大支柱的具体方法。
在书中的后一个部分，布兰登博士还基于自尊的六大支柱，给出了在育儿、学校教育、职场、心理治疗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提升自尊的建议，无论你是父母、教师、领导、心理治疗师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能从中受到启发。

关于自尊，我之前已有论著。本书旨在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支撑自尊的重要因素。如果自尊意味着心理健康，那么我们对该课题的研究刻不容缓。
当今时代风云变幻，这要求我们淬炼坚强的自我，明确定位自己的身份、能力及价值。随着文化共识崩裂，生活中缺乏值得人们一致效仿的楷模，公共领域受众人拥戴的人物也寥寥无几。瞬息万变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永恒特征。如果此刻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或妄自菲薄，那将非常危险。既然举世难寻稳定之所，我们就必须在内心树立坚定信念。以低自尊面对生活将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以上这些考虑就是我写作本书的部分动机。
从本质上讲，本书包含我对以下四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自尊？为何自尊如此重要？我们该怎样提高自尊水平？别人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自尊？
自尊受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所谓内在因素，即存在于个体内心或由个体产生的思想、信念、实践或行为。所谓外在因素，即环境因素：由父母、教师、重要他人、组织机构及社会文化等以言语或非言语方式传递的信息，或由此带来的体验。我将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自尊：个体对自身的自尊建设有何作用？他人对个体的自尊建设有何作用？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尝试对此领域进行调查研究。
1969年，当我的《自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一书出版时，我自以为就此课题已阐释完毕。1970年，我意识到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于是又写了一本书《冲破束缚》（Breaking Free）。1972年，为了填补更多空白，我还写了一本书《否认自我》（The Disowned Self）。然后我告诉自己，关于自尊的课题已经彻底结题了，我可以开始研究其他课题了。又过了将近十年，我开始思考从出版部著作以来亲身体验并了解到的自尊，因此决定写关于自尊的后一本书，于是在1983年出版了《尊重自我》（Honoring the Self）。几年后，我认为写一本以行动为导向的指南对那些想要提高自尊水平的人大有裨益，于是在1986年出版了《如何提升自尊》（How to Raise Your Self-Esteem）。当然我又对自己说，这个课题终于完结了。但就在同一时期，自尊运动在全国爆发，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尊，有关自尊的图书、讲座、会议等大量涌现，其质量如何我并未予以太多关注。当时我和同事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虽然有些关于自尊的提法很好，但我认为大部分还不够精彩。我意识到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以前从未考虑过但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思忖再三但尚未进行阐述的也还有很多。重要的是，我认为有必要超越之前的研究，找出创造和维持高度自尊或健康自尊的因素。（高度和健康可以互换。）于是我又重燃兴趣，再次探索这个内涵丰富的研究领域里的新宝藏，并深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我心目中重要的心理学课题。
此刻，我恍然大悟，多年前始于兴趣甚至是迷恋的事情，如今成了一种使命。
在思索这种激情的根源时，我回想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自主意识萌发，然而又面临凡事皆要顺从他人的压力，两者互相冲突、不可调和。想要客观地描写那个时期实属不易，我并不想显得狂妄自大，因为我从未感觉到那种傲慢。事实上，少年时代我就对人生怀有一种无以言表却又非常神圣的使命感。我坚信，亲眼观察世界的能力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并且我认为人人都应有此感受，这一观点至今未变。我敏锐地意识到适应并吸收族群（家庭、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压力。于我而言，这种压力就是要迫使我放弃自己的判断、动摇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的人生以及为之做出的努力和奋斗才有价值）。我看到许多同辈人渐渐放弃抵抗，变得心灰意冷，甚至陷入痛苦、孤独、迷惘的深渊，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成长等于放弃？如果说我从小就怀有的强烈渴望是认识世界，那么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渴望正在逐步形成（而我却尚未完全意识到），那就是把自己的认识，尤其是对生活的认识传达给世界。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从深层意义上讲我就是一名教师，一名培养价值观的教师。我所有著作的核心思想是你的人生很重要。你要尊重自己的人生并为实现自我而奋斗。
我自己也曾为自尊而努力抗争过，本书列举了一些实例，我的回忆录《审判日》（Judgment Day）中有完整介绍。我不会佯称自己对自尊的所有了解都来自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其实某些特别重要的认识源自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反思，源自对降低或提升我个人自尊水平的行为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以教师的身份为自己写作。
如果说我已经写完了关于自尊心理学的终报告，那似乎有些荒谬，但我感觉这本书确实把先前的所有研究推向了高潮。
20世纪50年代末，我次讲授自尊及其对爱情、工作和为幸福而奋斗的影响，并在60年代发表了有关该课题的初几篇文章，旨在让公众了解自尊的重要性。自尊这一说法在当时尚未广泛使用，而今自尊变成了时尚反倒不是件好事。人人将其挂在嘴上并不意味着对其充分理解。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尊的确切含义，也不了解成功实现自尊究竟取决于哪些具体因素，如果我们不认真进行思考，或者屈从于流行心理学的过分简化和过度粉饰，那么情况可能比这一概念被人们忽视更糟糕。因此在本书部分开始探究自尊的来源时，我们首先考察了什么是自尊、什么不是自尊。
几十年前，当开始研究有关自尊的问题时，我认为该课题为理解动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那是1954年，我当时24岁，在纽约大学研究心理学，正在从事一项小型的心理治疗实习工作。回想来访者讲述他们自身的经历，我尝试从中寻找共同要素，令我印象深的一点是，不管人们有什么具体的心理障碍，他们都存在同样一系列深层问题：自我感觉不胜任、不够好，有内疚感、羞耻感或自卑感，明显缺乏自我接纳、自我信任、自珍自爱。换句话说，他们的自尊出了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提出，神经性疾病的症状既可以理解为焦虑的直接表现，也可以理解为对焦虑的防御，我认为该假说含义深刻。于是我开始思索是否可以将来访者的各种障碍或病症理解为自尊不足的直接表现（例如：自我感觉一文不值，或被动，或徒劳无功）或者理解为对自尊不足的防御（例如：夸夸其谈、自吹自擂、强迫性的性行为，或过度控制型社会行为）。我一直觉得弗洛伊德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从自我防御机制方面思考策略以避免焦虑威胁到自我平衡，而今，我思考的是自尊防御机制，即用以抵御自尊（或是伪装的自尊）面对的各种内部、外部威胁的策略。换句话说，所有弗洛伊德所谓的防御都可理解为人们为保护自尊所做的努力。
当我去图书馆查询有关自尊的资料时，几乎一无所获。心理学图书的索引中没有这个词。后，我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书中找到只言片语，但似乎没有任何论述足以让我厘清思路。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自尊低微是由于他发现自己无法与父母发生性行为，从而产生我无能为力的无助感。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既无说服力，也无启发性。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首先是因为自己带有身体上的不足或器官缺陷，而后是因为发现别人（即成年人或年长的兄弟姐妹）都比自己强大。换句话说，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完美而成熟的成年人。对此说法我不以为然。另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也有关于自尊的著述，但我发现那些与我对自尊的理解相去甚远，似乎与我研究的课题完全不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与我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与反思，我想尽力厘清并拓展我对自尊的理解。
随着对自尊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意识到它是一种深切而强大的人类需求，对培养健康的适应能力（即功能和自我实现）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的发展就会受挫。
除了源于生物因素的干扰之外，我认为所有心理问题，至少部分程度上都可追溯到自尊的缺乏，这些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在学校或工作中表现不佳，害怕亲密关系、幸福或成功，酗酒，吸毒，虐待配偶，猥亵儿童，共同依赖症，性障碍，消极被动，无意义感，自杀，暴力犯罪，等等。在我们一生所做的各种判断中，没有什么比自我判断更重要了。
我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曾与同事们讨论过自尊这个话题，没有人质疑其重要性。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找到提高自尊水平的方法，将会产生许多正面结果。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问如何提高成年人的自尊水平，语气中明显带有怀疑，认为这其实不可能做到。很显然，许多著作都忽视了这个难题。
家庭心理治疗的先驱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谈到了自尊的重要性，但她并不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也很少谈及自尊在家庭环境以外的动态变化。心理治疗的另一位伟大先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只关注自尊的一个方面，即自我接纳。我们知道，尽管二者密切相关，但含义却并不相同。
不管怎样，人们对自尊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20世纪70～80年代，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越来越多，发现了自尊与某些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关于自尊的一般性理论尚未形成，甚至研究者对自尊的定义也未达成一致。不同的研究者对自尊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常常对不同现象进行评估。有时一组研究发现会推翻另一组发现。这个研究领域简直就像一座巴别塔，人们莫衷一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广受认同的自尊定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尊这一理念火爆起来。经过数十年默默积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自尊对幸福人生的重要性。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自尊与学业成败的关系。我们成立了一个美国自尊委员会，并在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几乎每周都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研讨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尊。
对自尊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美国，它逐渐成为世界课题。1990年夏天，我有幸参加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届国际自尊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美国，以及包括英国、苏联在内的欧洲各国的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纷至沓来，参加讲座、研讨会和讲习班，分专题讨论自尊心理学在个人发展、学校体系、社会问题及商业组织中的应用。尽管与会者在背景、文化、研究兴趣以及对自尊确切含义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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