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本书，并同时刊行《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1998年、2013年）与《南宋儒学建构》（2004年、2013年）的第三版，这版校正了若干错别字，三书合成我的著作集。
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的结题成果之一。整个项目的结题成果包括文献整理与系列研究两个部分，文献整理部分的成果已作为马一浮编选《群经统类》整理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从2017年起陆续刊行，系列研究的成果共五部专著，本书是其中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林雨编辑一直关注本项目的研究进展，在获知本项目结题后，就表示希望由该社出版结题成果。考虑到系列研究中的其他四部专著属于分论，合之可以并恰好成为经学与理学丛书，而本书原来的设计偏向于总论，终的成果也属于专题研究，可以单列刊行。我与林编辑至今也未曾见过，但她慨允我的提议，接受四本分论的专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对此我深表感谢。当然，我也要感谢课题组的同事，大家不仅支持我完成了整个项目的研究，而且还接受了我这样的出版处理。
这样的处理，除了上述原因外，实缘于我的一点心曲。2003年胡小静先生在通知我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刊行《南宋儒学建构》时，对我讲，出版社应该跟踪一些学者的研究，持续出版这些学者的著作，他是把我列入这样的学者中的，并向出版社领导作了这样的推荐。我听了自然很是感动，心里便念想着今后如还写专著，都只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我是非常亲切的。1998年小静先生责编《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时，曾问我有什么要求，当时社里正在出版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丛书，拟将拙书列入，事实上整个书也已这么排版设计了，但我希望能单独刊行，不列入任何丛书，小静先生毫无二言，请美编专门设计了封面。后来，小静先生不幸病故，社里又为晚明与南宋二书出了第二版。因此，本书完成后，我便向二版时的责编张钰翰兄表达了自己的心愿，钰翰兄报告社里后很快接受了。我对钰翰兄表示感谢，并对他讲，如果我还写专著，仍然希望接着这样刊行。我也借此向原王兴康社长、齐书深副总编辑与现任的王为松社长表示感谢，并怀念亡友胡小静先生。
其实想来真的非常惭愧，本书的刊行距上一本专著竟已过去十七年了。上次书稿呈交时，我还未及不惑，余先生还特意写了序，临别时语重心长地鼓励我潜心向学，但岁月蹉跎，这次交书稿，我已快近耳顺了。起初，我想继续沿着思想史的路径由南宋转向晚唐至宋初的研究，甚至拟定了《思想家缺席时代的思想从韩愈到欧阳修》的题目。记得有一次侯旭东兄来杭，我还专门向他报告这一想法，向他请教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未料因缘际会，中国计量学院邀我去创办人文社科学院，一忙乎，便过了五年。本来，五年过去，2009年葛兆光先生邀我去复旦文史研究院访学，并用心安排我调入，都妥了，我念及沪杭奔波，搁下了。接着，就去了杭州师范大学做副校长，一忙乎，又过了八年。直到2018年辞去行政职务，到复旦哲院任教。本书所属的项目于2013年立项，原本应该在2018年结题，但我的研究完全陷入断续之中，若非2018年的归去来兮，去年底是绝无可能完成的。我借这一后记写下这段经历，并不想表示后悔之类的矫情话语。本来这也是求仁得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事实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认识了许多朋友，也做了一些事，算是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成己成物。因此，我真心感谢这些年来我曾工作过的学校与共事的同事。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这里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环境。我写下这段经历，除了聊寄雪泥鸿爪之意，主要为了提醒自己，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代，今后还是要更专心一些。
我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上，一直偏向思想史。但我对学术史的路径也非常关注，只是从何处切入颇多犹豫。马一浮先生的群经统类编目及其六艺论给予我极大启发，让我对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史路径在经学史上获得了一个具体的落实。本书的撰写经过数年之久，除了前述外部境遇的因素以外，研究本身的难度也是重要原因。本书所论遍涉群经，为了不流于空泛，各聚焦于一书甚至一篇，但为此一书或一篇，则无论对整个经学还是单经的研究，都必须作深细的研究，尽管其结果仍然十分有限。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但收获亦非言语能表，所谓甘苦自知。当然，在本书中，我有意识地在部分章节中仍然兼容了思想史的路径。
此外，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虽然本书的结构是整体考虑的结果，但每一部分的内容却是分散作业的，每一章节几乎都以单篇论文先后刊发过。这既是研究的实际过程，也是适应考核的结果。后者自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虽然后统稿时我作了一定的梳通，但分散作业的痕迹终究难以完全消除。不过，我必须感谢那些刊发我单篇论文的所有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学术界》《浙江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文化》等，以及邀请我宣读研究成果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七十周年校庆学术讲座暨第十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它们让我的研究能够及时地获得同行的批评。
后，我想对陈来教授为组长的项目结题专家组专家，杨国荣教授、吴震教授、董平教授、乐爱国教授，表示衷心感谢。这五位专家是我几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过去与现在，我的学术成长一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关怀。他们对项目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项目亦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审核，给予优秀等级。这对我与整个课题组无疑是很大的勉励。当然，专家组也提出了中肯而富建设性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超出项目研究本身，而指向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提出问题也正是本书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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