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金石有声》收录了我2014年以后在书刊、网络上发表的大致可以归入今所谓轻学术范畴的文字（也许对轻学术的划分尺度各人不同）。这几年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表的特别专门、读者太少的学术文章，都没有收在本书中。
儒道古书里常常说金石有声，人不去敲击就不会响。这是讲内外相互感应的道理。面对古人留下施有文字的金石资料，吾辈亦宜以一种倾听的心态去尝试小心叩问，让它们代替古人发出声音，知音者方能寻绎千载之外的古人用心。这是小书书名借用此语的主要意思。小书的内容，大致是近年阅读金、石、简、帛文字和古书的一些粗浅心得，还有若干访谈及评论文字。诸篇撰成颇历年所，文字风格这次未加齐一，只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文章做过一些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润色删削，不一一注明了。
以正经学术面目出现的论文相对容易写，面向读者较多的一般性学术文字或述评，则比较难为。大约从2009年开始，我在陆灏、李天扬、黄晓峰、盛韵、郑诗亮、石伟杰、任思蕴、李纯一、单颖文等海上各报社媒体师友的不断督促和鼓励下，努力利用日常读书教研余暇写一些可供媒体读者阅读的文章、书评文评和访谈（其中2014年之前发表的相关文字，已收入拙著《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初版，2019年修订版）。也许从京派学术的角度看，这某种意义上是海派的做法，是所不屑为者。然而陆灏先生对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做学术研究的人文字大都太紧了，也应把手笔练得松一点。我知道，曾受到陆先生类似感召鼓舞并步趋为之的海上青年学人，自己并非一个。陆先生在读书之余写下的文字，简净有味，乃夙所歆慕，他的这些温言厚语，便是我至今在堂皇或端着的学术文章之外，仍坚持写一些其他轻学术文字的缘由。
我也总是奢想着，什么时候能写出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又让一般读者能看懂的、有趣味一些的文章来就好了。可这本小书大概终证明，复经六七年持续练笔，虽竟又累积十余万字，却并没有让我的手变得多活泛，除了个人禀赋不够，或许还有学术研究客观上对人形成的强势异化，自己的主观努力难与之抗衡。但话又说回来，对自己而言，小书的文字多是介于软硬之间的尝试。吴人讲究做事情的软硬劲（其他地域似乎尠见此类说法），写这些文章尤让我略略体会这种智慧在调剂学术生涯中的奥妙，亦别具意义。因此，特别感谢《文汇报笔会》《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新民晚报评论随笔》等时时垂青我这块顽石并多加叩击，让一个淹没于古书古字堆里的人能暂时拔出头来，发出一些也许不合时宜、不悦于人的声音。眼下，纸媒面临毕竟东流去的命运，《上海书评》纸刊已不复在焉，《文汇学人》也改版融合，常令这十几年由它们陪伴着步入中年的我不胜感怀，这本小书也可算留下廉棱未磨时光的一个纪念。
利用自序，我想交代跟这本小书的文章有关的几个问题，记下几位师友给我的真诚友善的帮助，以志感谢之情。
讨论颜真卿《西亭记》用典问题的《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一文发表之后，友生许志恒君来微信向我指出，武周时的樊廉墓志叙述廉曾祖礼在隋朝任梓州飞乌县令、上柱国，鸣琴化俗，制锦调风，跃鱼之绩克彰，驯翟之功允著（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很值得注意。鸣琴也是《吕氏春秋》所记宓子贱治单父典（《察贤》），制锦典出《左传》尹向为邑时子产之言（襄公三十一年），驯翟之典文中则已解释过。跃鱼之绩非用武王渡河白鱼跃舟的典，而与《荀子》《淮南子》《列子》中的瓠巴鼓瑟流鱼出听（鸟舞鱼跃）典有关，跃鱼又与鸣琴相照，形容德教之下百姓受到感化。那么这里的跃鱼之绩会不会跟《西亭记》夜鱼春跃有关呢？从语法、用典的角度看，夜鱼春跃是讲不通的，查检文献也找不到春跃的说法，躍（跃）应该仍然是翟的错字，夜鱼和春翟是二事，而非主谓关系。不过志恒提示的这条材料，让我想到两点需要补充的：是翟误作躍（跃），并不是简单字形上的错误，也不完全是手民无识之讹，而很可能是受古书跃鱼之典影响、沾染的结果。唐人诗歌当中，常常用上述鱼出听曲之典形容音乐艺术的感染力（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词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5页），声音与教化古代往往相通，这个典故用在形容德政的感召力方面，也是合适的。鲁公文章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因为这个极常用的典故深入人心，文章被自觉不自觉改造成了似是而非的夜鱼春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二是从墓志文句来看，当时描写县令一类基层官员的德政，言子、宓子贱、鲁恭、尹向等人的这些典故，被往复组合套用，是当时这类文章所普遍爱好的。我记得在2019年底的颜碑会上，白谦慎先生结合自己写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研究经验，对小文中关于某些作家先后互相影响的表述提出了一些怀疑，现在看，这种质疑很有必要。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作家留存的文章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像墓志这种并非精英化写作的文本中间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更接近于当时一般识字人的知识储备系统，在这样庞大复杂的知识网络中，每一位作家用典及写作，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孤立的结点而已，没有必要把直接的、因果式的关联强加到这种网络中的某几个作家之间，否则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可能。先秦秦汉文献存世者比例或许更低，文本间的类似问题也就更值得警惕。
次记与《夷坚志》之文有关的一次巧遇。2019年5月，我趁首师大开会间隙，去北大文研院拜访师友，从东门进校往图书馆方向走去时，忽然听到边上文史楼方向有位年轻学生叫我。他简单自介，说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即将读博的硕士高树伟，随后即开门见山告诉我此前刚刚看过我讨论《夷坚志》前三个故事的小文，说他也很关心静嘉堂所藏宋元本的问题，并且手头有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修《夷坚志》的图版，我文中讨论的三事皆孙九鼎言确实是三事而非二事，不过他说仔细看过黑白图版，怀疑三字似是在二字之上朱笔添加了一横所成的。晚上树伟便给我发来了那一页的局部截图。果如树伟兄所言，三是二所添改的结果，那么这段注文所指的二事就是《李员外女》与《卢忻悟前生》两条，而不包括《孙九鼎》条，后人配补缺叶之后不明此所指，或遂改为三，后来版本中或作二或作三的缘故即在于此。小文中的相关解释可能需要修正。希望今后能看到静嘉堂本《夷坚志》的彩色照片，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前年的这次奇妙邂逅可说是一段因《文汇学人》而起的文字因缘，令人难忘，特予记之。
2018年11月，我在北大文研院访学期间，去社科院历史所听邢义田先生关于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演讲，邢先生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与他商讨过的悬泉帛书《元致子方书》是否代笔的问题。那天马怡先生也在场，讨论时她简单讲了她的理解。第二天马怡先生又发来微信赐告她的具体意见，她的看法是：1.同意我的断句；2.元所谓自书，应指从帛书起始第7行元伏地再拜再拜为止的文字，元特地补写了这一句，使该信完整，且与其后的文字（吕子都……至幸留意，此是记述它人委托的部分）作了分割；3.信中工整的八分书有可能是代笔。自书二字与是否代笔无关。该帛书很可能有代笔，但似乎不必特地指明（依常理看。况且帛书用代笔的几率本就较高）。自书所愿以市事的意思，大致是主文（我本人的信）中所（说）想买的东西。马先生的看法是基于她对秦汉书信格式的认识而提出的，也就是说自书可能只是标识书信主体部分（尤其是发信者本人相关内容）的意思，与信件是亲书还是代笔并无直接关联。马先生讲法的好处在于把自书和它人请托分开，能比较妥帖地把后一行文字的内容跟书信两段正文对应起来，这对《元致子方书》的理解很重要。不过自书到底是我本人的信还是自己写下的意思，似尚难完全论定；另外，我对全信为一人所写，并无二人手笔这一点仍然坚持。因此，这封信到底是否元本人所书写，也许还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关于《元致子方书》，还有一事需要提及。信中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鞭者，愿得其善鸣者一句，我在文中未加细思翻译作郭姓武官（营尉）寄二百钱托子方购买鞭子，希望子方留意买鞭子声响较大的，实属望文生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本科生贾雨潼著文指出，此所谓鞭应是吹鞭，即《说文》的箛，一种竹制的管状乐器，郭营尉用吹鞭正是起到《急就篇》所谓箛篍起居课后先的功用（《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第4445页），其说甚是。有一次在某学术交流群里说起此事，唐雯师姐提醒我，我们上海话里就是把哨子称作叫鞭的呀！真没想到千岁万里之外，汉语竟有如此奇妙的联系。
2018年9月，山东大学文学院王辉兄在读了《春秋晋国两子犯》之后给我发来微信，他提醒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一引卢学士（文弨）说已指出《史记晋世家》子犯或是臼季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0页）。卢氏卓识可佩，我读书太少又不勤于查检，以至失引，实在汗颜。
《关于穗、秀问题的一封信》，所讨论的是战国文字中的一个疑难形体，此形或以它为偏旁的字后来在清华简、安大简中也曾出现，问题仍未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今后也许会对此另作讨论。把这封曾在网络自媒体上登载的函札收入小书，其实主要是想说明古文字研究在字形辞例之间的平衡抉择，常常是极为踌躇的。文义好、字形贴，是的情况，可是我们面临的经常不是这样理想的现实，而是类似跷跷板一样的境遇。
《从出土实物看中国古代简帛书籍文化》是2018年底受刘明先生邀请在国家图书馆所作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因为是针对大众的普及性演讲，表述征引及实例容有不谨不尽之处，敬请识者谅解。关于汉晋时代由纸（丝质纸）到帋（植物纤维纸）使用变化及在文字记录上的变化，以及作为原始纸的赫蹏可能仍然是丝质纸而非植物纤维纸，近学者又有比较新的讨论（符奎《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读者亦可留意参考。
讨论元封年号铜器的三篇文章写出后，促使我对西汉年号启用的过程全面重新考虑，2018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对此问题用力多，相关思考曾应陈正宏先生邀请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司马迁讲座（2019年4月10日）上讲过，又曾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与自我北京大学第三届国际古典学会议（2019年11月2225日）上报告，定稿《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通过审查，近期有望刊出，有兴趣的读者亦可留意。
这本书的选题策划，要特别感谢张钰翰师弟和老同学倪文君，他们愿意将小文结集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论衡丛书出版，实在是对我莫大的鼓励。责编高笑红女史，以她高效、准确的工作，确保了小书的编辑速度和质量，深所铭感。学棣陈文波君惠予题签，为小书增色，于此一并致谢。
郭永秉谨识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