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多视角分析中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
温铁军
中行的朋友要我为他们在扶贫工作中归纳出来的经济学思考的书作序。特借此作序之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努力做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思考。
一、关于陕西咸阳北四县农村贫困问题的归纳分析
为了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本文先以中行承担帮扶任务的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县（当地人说北五县，是指咸阳市北部的长武县、彬县、旬邑县、淳化县和永寿县总称。其中属于中国银行帮扶的是永寿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四个县）乡村发展为例，做个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的点评。
其一，以级差地租理论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面积脱贫。
陕西咸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设立过我所在单位直接协调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在原单位从事政策调研的15年期间多次去过，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北四县以前的贫困，主要是处在黄土台塬地带，沟壑纵横、地表破碎、干旱少雨的条件约束造成广种薄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构成恶性循环，实际上连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地租都难以形成。这种客观条件的刚性约束靠个体农户无力改变，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改变，由此形成了级差地租I。随之是到八十年代初有了更大改变的机遇农村改革让村集体和农民都有了调整村社经济结构的自主权从陕甘宁青到山东半岛东端的山地，以及高原和山地四季分明冷凉气候比较适宜的苹果带都在全面改良品种、推广日本引进的红富士，使得这种品质好的苹果形成卖方市场；加之咸阳北四县地处气候干燥的塬上，易于农户土窑窖藏苹果到次年春季高价出售，这也使北四县的农村在改良苹果品种之后有半年以上的延长卖方市场销售收入。由此，这个把塬上过去刚性约束改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构调整，不仅造成了级差地租Ⅱ，而且还因时制宜地直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经济大幅度现金化内生的制度租相辅相成，一度对北四县果区农村的大面积脱贫有很大促进作用。
诚然，这个演变过程与各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现金收入增加的情况类似，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咸阳北四县农民增收具有全国意义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各地农村大都发生了此类普遍意义的现金增收。由此，才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因农村改革而大面积脱贫予以积极评价。
其二，以资本积累分析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产业困境。
小农经济缺乏资本积累能力只能轻资产经营，因而难以具备扩大再生产要求的资本积累条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一般意义地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没有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形成全面减贫的成果。同理，中国的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简单市场化也不可能缓解农户经济的轻资产经营缺乏资本积累能力的问题。北四县塬上苹果产业的比较收益，在粗放市场化条件下很快拉动了关中平原过去种植粮食作物的水地（灌溉条件好的平地）也改种苹果，并且在九十年代进入盛果期形成大规模量产；但因其品质差且不耐储存而客观上拉低了北四县优质苹果价格，何况山区交通不便，运输成本比平川高，遂造成北四县农民收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对低于平川。接着，到新世纪初，中国苹果产量增加到约占全球3040%，客观上进入生产过剩、价格低迷的阶段，也因此压缩了处于优质苹果带的北四县农村脱贫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种下的苹果树大都到了更新期，致使已经现金化的个体农户大多面临两难局面：既不能承受新种果树少三年期间无果无收益，又无力逆转老果树产量低造成收入下降的趋势，遂使北四县农村贫困局面难以根本改善。
其三，对应北四县以上问题的深化改革思路。
对于这种经济结构调整伴生的现金化却没有形成资本积累能力的分户经营生产方式，可以借力中央2017年确定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机会，推进制度变迁：由政府把反贫困和扶持果园更新改造的资金整合起来投入到村集体，作为替农户承担重资产风险但不参与分红的公股，以此吸引分散小农加入三位一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三位一体的要求是指金融、购销、生产三方面）综合性的合作社，在社内既要开展支持包括更新果树在内的社员资金融通，又辅之以统一购销、统一技术服务等外部规模。亦即：只有发挥农民合作基础上的村社理性，才能改变小农分户经营的两难局面。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推进的脱贫攻坚中，组织社会力量推进城乡融合 生态品牌 电商营销等。如此，既可巩固北四县优质苹果带的长期发展条件，又将形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持续基础。
二、关于中国特色脱贫攻坚的有关思考
中国在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决胜之后，确需总结经验、形成理论，但不是简单化地去证明照搬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而要在实践中形成不断证伪作为依据的自觉思考。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原始积累阶段就内生着制度性贫困（掠夺、奴役），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本来就原生于殖民地被剥夺得太彻底，即使解殖，也还得继续承受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被跨国公司控制产业链附加值而大多处在产业链底层的产业无法支付反贫困需要的倍加制度成本。
而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制度性致贫的根源被隐蔽在美国带领西方相继、多轮推出的量化宽松超级量化宽松无底线量化宽松等虚拟化扩张之中，盘踞在金字塔的金融资本集团及其把控的跨国公司攫取金融化收益的同时，制造过量流动性进入粮食、能源、原材料市场，造成生活必需品的恶性通胀，直接打击着弱势群体，造成贫富差别恶性分化……
对于此类制度性致贫，其实找不到国际上可以搬用的脱贫经验，也没有依据成熟经验形成的反贫困理论。由此看，我们作为世界上完成脱贫攻坚历史性任务的国家，确实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研究方式，注意在反贫困的经验归纳和研究中纳入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分析。
任何研究中国反贫困经验的人，需要首先知道的是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扶贫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及与之相应的演变，否则，恐怕谈不上对客观经验做理论升华。为此，特对与反贫困有关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情况简要列出：
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反贫困对世界减贫的重大贡献举世公认。中央推出休养生息政策，同时提出扶贫开发与县域发展有机结合的创造增长极战略：把极度稀缺的扶贫资金集中投入到贫困县的中心城镇，配套打造产业、带动就业、创造税源。这意味着在资本稀缺压力下形成一般性的亲资本政策被赋予了亲贫困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国特色扶贫政策在执行的同一时期，恰恰呼应了乡村工业化高潮此时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乡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普遍较大幅度增加。对此，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正是在国际社会颇为吸睛的所谓本地化localization（港台翻译成在地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就是农村居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规范的、非驴非马的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客观结果，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叹：不仅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英文没有对应城镇化的词语，只能用中式英语townization）同步拉动内需、带动城市经济复苏，使中国次出现了内需拉动为主的科学发展；而且，微观经济中的农业多种经营与宏观战略上的粮食安全竟然也同步实现。
这个时期，中国大规模减贫与所谓TVE（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虽然都成为海内外经济理论和政策界高度关注的热点，但那时候中国经济学者们大多尚在仰视西方，鲜见对中国特色的逆周期的宏观战略与村社理性微观机制相辅相成的乡村改革与发展经验做出经济学思想的本土创新。
2．整个九十年代宏观经济波动此起彼伏。而此时的宏观政策与八十年代内需拉动的差别，在于偏重顺周期及加快融入全球化；对外经济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到约占七成，几乎是世界。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国家财政占GDP之比连续下降到不足12%的困难阶段，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领域被推进市场化，而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推行私有化连带发生大面积倒闭歇业，致使已经高达1.2亿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内失业，只能靠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才能补足必须由农民个体支付的医疗教育等超过农业收入能力的市场化现金开支，何况还要支付约占亩均农业收入 的税费负担。
诚然，按照九十年代在国内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只要产权清晰（私有化）、市场交换完全自由（自由化），就能够达到所谓帕累托。但，不论学术界如何认同自由市场制度、低首下心地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到上个世纪末，实际上不可能再现八十年代大规模减贫的现象。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涉世未深之时就信从西方经济学，到八十年代逐渐发现自己对西方理论有惟书问题，开始结合农村调研质疑，遂得以在试验研究和国际比较中终形成研究中国特色的思想创新。
3．近5年的脱贫攻坚战略获得全胜，是历经长期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我们以往的研究指出，一是改革前30年全社会资源和全部劳动力剩余主要用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去货币化、全民低消费的制度体系。二是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解放劳动力、促成乡土中国工业化为主、多业态的在地化发展，显著效果是使农民收入增加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城市产业。从七十年代末危机、八十年代初萧条转为复苏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高增长。客观上创造了农村大面积脱贫的中国经验。三是2001年以来国家战略突出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先后推出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费，同时由中央财政加大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福利开支，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之后，又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近年来，农村人口下降到约四成，但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开支已经超过比重。这些重大战略性决策，都使近5年的精准扶贫成功，内在地依赖着举国体制的巨大力量。
综上，只有历史性地看待当代中国的扶贫经验，才能理解我们必须坚持四个自信的底蕴何在。中国银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在咸阳北四县的扶贫工作，正是中国特色大型国企帮扶西部、开展反贫困实践的有益探索，不仅体现了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世界银行业向社会企业转型也具有引领意义。
是为序。
2021年6月3日起草于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陕西留坝县楼房沟
2021年6月12日截稿于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海南琼中县什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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