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正变观研究_王卫星?著_9787208170643

本书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察词体正变观的历史渊源及历代演变，依据正变立场来划分正变类型，据此探讨诸家各派的词体正变观；并采用体势与意境相结合的词调研究法，以享有词祖词宗之誉的名家为研究中心，探讨唐宋词史的正变建构，力求更好地纠正研究误区，还原其理论，评价其得失，并利用其理论优势为现代词学服务。

序

卫星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这也是她的部专著，真是可喜可贺。

卫星从本科开始随我读书九年，自博士毕业至今，又倏忽过去十个年头了，期间她先去武大从陈水云教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继而回到中大在博雅学院做了两年驻院学人，然后回中文系进入科研岗，三年后转岗中文系正式入职。这一路走来，在不算稳定踏实的工作与学习状态中，我不知道她是否有过彷徨或焦虑，但终究还是柳暗花明，阳光打在了她身上。

我其实挺佩服她的执着和韧性。我也一直认为，并非所有的执着和韧性都能得到等价的回报；但轻言放弃的人，往往会被生活所放弃。她的入职生涯是如此，她对待博士论文的修订也是如此。她在博士毕业后的这么多年中，一直没有放弃对这篇博论的修改，尤其是在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后，更是调整增补了大量内容，形成了现在这本书的格局。与当年毕业时的博论相比，虽然似曾相识，却也面目大新了。

卫星关注诗词，说来也有因缘。她在读本科时适逢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联合主办跨区域诗词大赛，中大也适时成立了岭南诗词研习社，并编辑《粤雅》诗词专刊。社团、刊物与赛事，激发了她此前沉潜的创作欲望，并很快在诗词界崭露头角。我曾问过她读大学前是否写过诗词，她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诗词的机缘来了，她便积极参与中大的各项诗词活动，耳濡目染既多，再稍经点拨，她的诗词才华便被焕发出来。这也真的说明，诗词这种文体，若无天赋支撑，其实很难臻于高境。我一直鼓励她多创作，因为研究诗词，若无创作的体验，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所谓诗心词心，如果果然经历了换我心为你心这一过程，显然要更容易触摸到作品的脉搏和气息，并能更精准地把握住作品的精气和灵魂。

卫星的性格内敛清婉，在诗词之中，似乎更接近词的体性。她在申请硕博连读时，就已经将对词体的探究列入了计划。此后她与我谈词体研究进展的时候，眼神总是透着格外的光芒，因为她似乎总是处于发现的快乐之中。这种光芒即便内敛如卫星，也是无法遮掩的，这也让我感觉到她与词之间，似乎注定有着不解之缘。学人的类型虽然有多种，但毫无疑问，性格、兴趣、能力与研究对象高度契合是其中理想的一种。我想，卫星应该是可以列入这一种的。

中国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关于思想内容，还是关于文风文体，往往要先树一个雅正的标准以为楷式。这不仅是出于追根溯源的需要，也是持以沿波逐流的标尺。孔子说《诗三百》可以用思无邪三字概括之。这无邪便不仅指思想的正，也包含说风、雅、颂各得其体的意思。因为在传统的文学批评家看来，正的思想需要正的体制来表达，否则便缺失了正宗的部分特性。孔子批评郑声淫，便是认为郑声在内容与文体上的双重不正了。词体初萌于六朝，发展于盛、中唐，晚唐五代臻于文体之成熟，而大放光彩于北宋，南宋则渐趋于变。所以论词体之本色当行，学界往往举五代北宋以为正鹄。我这里用比较模糊的往往二字，并非故意隐约其辞，而是关于文体的正与变，实际上各持立场。有人把尊体视为文体之正，离之则非；有人把破体视为文体之大，近之方是。所以维护文体之正的，或被视为文体的局促者；而变革文体的人，也可能被视为文体发展之功臣。晚清王鹏运、况周颐说词的三要是重拙大，南宋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则是将变视同于大，而大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论境界，则以五代北宋为心追神想的对象，仍是要回归到正。所以我说在晚清那么强势的南宋词风中，王国维不动声色地以一部《人间词话》贡献于世，试图以一人之力碾压一时之风，实际上带有革命的动机。简单来说，关于文体正与变的看法，必然带来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动态特性。因为文体之正与文体之大，并不是一个轻易能下判断的问题。

这意味着，卫星触碰这个问题，也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学术挑战。要在尊体与破体、正与变、变与大、大与正之间拿捏好分寸，殊非易事。这次再度检读书稿，我觉得卫星总体做得是令人满意的。她倾注了大量心力，在纷繁复杂的词史和词学文献中梳理正与变的关系，并能从大量具体的作品和论述中，抽绎出理论，允当兼顾文献与理论两翼的切实践行者。这与我一直推崇的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的学术理念也颇为契合。

她这书的发明，我认为是创用了纵、横分类法。这一方面是出于论述的便捷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全书的系统性。所谓纵是指在韵文各体之间的因承与发展；所谓横是指在词体内部的源流与变化。换言之，她是在大韵文背景下来探讨词体观念的发展轨迹。她因此总结出弃横从纵、舍纵取横、立横追纵、纵横并行、立纵尊横五种基本类型。既考量各家观念之差异及形成背景，又揭示其正变观可能存在的混淆和因此造成的误读。这是全书的主体，读来有格局，有判断，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一种理论的词学正变观，终究要落实到词史的发展上，才能见出理论的基石和辐射力。可能与卫星擅长诗词创作有关，她在研究唐宋词史时，比较多地使用了词调分析法。作为音乐文学之一体，虽然唐宋词乐无存，但词调多少还遗存了若干音乐的元素，尤其在唐宋之时，词调与声情的结合尚未远离，故以此勘察词史，确实有迹可循。这与传统研究词史多从词心词境着眼形成了区别。其实，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心雕龙·定势》）久已成为文体认知的基本维度，词体当然也概莫能外。卫星对唐宋名家词的用调情况做了细致的分类统计和系统分析，从中寻绎词之体势与意境的关系，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词史研究长期与词调研究相对疏离的状况。这一探索容有再扩大、再深入和再提升的空间，但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一个研究方向。

事实上，结合词史、词论，对词调全面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为她的下一个课题，此前发表的系列相关论文，也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部讨论词之正变观的著作，提供了她对词学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看法的话，接下来她立足词调绾合词史词学的专题研究同样值得期待。

我相信卫星的学术之路会一直是稳健而有创造力的。

彭玉平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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