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再三考虑，是否值得在这时候重印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印刷纸张既如此困难，而文化食粮的饥荒又严重万分，印出一本新书来，倘不为当前读书界所急迫需要，无疑是浪费出版界的人力、财力。虽然现在已隐隐出现一种新风气，不管内容如何，甚至文字都欠通顺，只要书名香艳譬如这样一个书名，《一个死在战场上的姑娘》，出版大致可以不成问题。其实这也还是一种老风气，从前是才子佳人的三角四角，后来进展到革命与恋爱的纠缠不清，现在时势不同，自然应该又抗战又恋爱，才算与现实密切配合，正是合情合理地从一条线索发展下来。但即此也可以看出出版条件并不算如何严格，在付印一本世界名著之前去考虑值得或不值得的问题，似乎是一样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不过，我还是考虑。因为，我所要付印的究竟不是一本时髦的书，何况又是译本，何况又是重印。年岁大了，煞风景的事有时就不肯十分冒昧。更何况由我来参加一份战时出版界的人力、财力的浪费，似乎也大可不必。但是，经过了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将这个译本交给书店。
我的理由是：二十年来中国新文艺创作能够达到目前的水准（不管这水准低得怎样可怜），得益于外国名著的介绍，是比承继中国旧有的文学遗产，具有更大的影响的。抗战以来我们荒废了翻译工作，这在整个文学建设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自然也有客观的原因，譬如战前我们都有一点外国文学的藏书的，但这几年来都在辗转流离中丢光了，而新书又买不起，也买不到，要想翻译也无从译起，就是一个事实。但是，不得已求其次，我们已经翻译出来的外国文学的名著，在这个时候选择几本比较重要的重印一次，也可算是补救之一法。加以近年来到处都呈现书荒，到处都可以听到没有书看的呼声，未始不是由于文字欠通顺的作品出版过多，以致读者买了等于不买，看了更加头疼的缘故。重印一册外国文学的名著，或者对于读者而言，比看完一本内容空洞而文章拙劣的抗战作品会多得到一点什么，在心灵深处多充实一点什么呢。
《我的童年》是高尔基的自传的册，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回忆和记录，这在中国文艺界已用不着再加介绍。作者身历俄罗斯的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从黑暗到光明，从野蛮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奴役到自由，作者亲自参加了这人类解放的艰苦的工程，而且在他的祖国俄罗斯的土地上首先实现了他的理想。在《我的童年》中所记载的事实，虽说是高尔基个人童年时代所遭遇的琐事，却是普遍存在于当时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里的罪恶，一切贫穷和苦难的人们所不能不犯的罪恶，贪婪、残忍、愚昧、疯狂……看来仿佛全是下贱的人们所特有的性质，其实一条令人掩鼻的龌龊的抹布，它的本质岂不是一丝一缕都是洁白的。这是社会制度将它捏成污黑和稀烂，长满霉菌和微生虫，后将它丢进垃圾里去，所以发生在阴暗的地下窖和破烂的草棚里的那些烂布似的人们的悲剧，其痛的程度绝非一个守财奴失百万财富时的寻死觅活所可比拟，也决非住着高楼大厦的正人君子所能了解万一。高尔基的童年消磨在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中间，其幼小的灵魂早在重重灾害中养成对于一切无告者的伟大的同情，和为解放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写作《我的童年》，作者的动机正是为了要消灭这些罪恶才向世界公告这些罪恶，而高尔基自己就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在书中出现。
译笔拙陋，加以从英译转译，原作的风格必然十丧八九。但一群被残害了的黑暗的灵魂的颤动，当仍使读者感到同情的痛苦吧。而且，你倘使不是一个锦衣肉食的公子小姐，恐怕也早在中国社会里见到同样的苦难者，被同样的命运磨折着。现在抗战的火焰正在烧毁一切罪恶的锁链，在战后中国，应该是的，应该也不会再有一对老年夫妻为一个小钱打起架来，一个酒醉的无赖踢死他的怀孕的妻子，一个天真聪明的孩子在码头上偷窃东西……人类的耻辱继续存在吧。因此，本书虽直接与抗战无关，却也未始不像借来一面明亮的镜子，照见自己身上的正是可怕的肿毒，而不是健康的肥胖。
经过这样的考虑，我决定在这时候重印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了。我所遗憾的，是适逢中苏文化协会将全部书籍疏散下乡，无从得到原本请友人为我重校一次。现在只好就译文本身详加整理，使其比初译本稍微畅达，以尽个人能力上的努力。
蓬子
一九四一年轰炸季中，于重庆
高尔基（18681936）
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作家。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等，流浪俄国各地，经历丰富。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杰出的代表。代表作品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姚蓬子(18911969)
浙江诸暨人。原名姚方仁，后改为姚杉尊，笔名小莹、姚梦生等。1930年参加左联。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曾在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后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著有诗集《银铃》《蓬子诗钞》等，译有《我的童年》《盗用公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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