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领域的专著。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之赋，是中国赋史上的丰碑。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作家论，设八章分别论述曹丕、曹植以及建安诸子等主要赋家的创作个性与成就。中编题材论，设五章分别论述校猎题材、征伐题材、咏物题材、咏物中的禽鸟题材以及女性美题材的书写特点与成就；书稿虽有咏物赋概论专章，但对于咏物赋中成就最高的禽鸟赋，特设一章专门论述其书写类型以及思想含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下编体制论，设三章分别论述建安赋序、七体以及魏明帝时期大赋的创作特点。
建安赋是中国赋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第一座丰碑是汉赋。汉赋主要有骋词大赋和咏物抒情小赋二体，□具代表性的是大赋，以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则另为建安赋张目。如何认识及评价汉大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以为□客观精当者，莫过刘永济先生近一世纪前的论断：“尝试求其所由，固帝王夸侈之心，有以感召；而于时天下殷实，人物丰阜，中于人心，自然闳肆而侈丽。而赋之为物，以铺张扬厉为主，适足以发舒其精神，于是内外相应，心文交需，而此体之昌，遂乃笼罩千古。是知文体之兴，作家之盛，其间关系，至繁且巨，非偶然也。”（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这样的论断，我至今重温，仍觉精警。
马黎丽君面对的是赋史上的第二座丰碑，她不图进行全面研究，以避免重述学术界已然言说过的话头，而是通过对研究现状较为全面详赡的梳理，找到新的研究角度，为多维的建安赋研究增添色彩。这无疑是有意义的。
建安赋已然不具备铺张扬厉的内外条件，但其与汉赋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和文体因革关系。研究建安赋，不能不上溯到汉赋。刘永济先生评论汉大赋的理路，移以考察建安赋，仍可以有所启发。马黎丽君对建安赋体尽量溯源，以期展现它们从汉赋到建安赋时期的发展□化。这种关注，无疑是必需的。
借“文体之兴，作家之盛，其间关系，至繁且巨”这十六字以考察建安赋，可以了解建安赋和汉赋相比有着已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可以了解建安作家和汉代赋家相比有着不同的视域与心态，又有着在在相关的心理因子；可以了解建安赋的格□与题材和汉赋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又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可以了解建安赋的言意修辞和汉赋相比境界技巧别出，又有着比较明显的因革扬弃。赋史上的每座丰碑都是独立特行的，又是前后相互映照的。我希望对建安赋的研究能建立在这种赋史发展的视角上，充分关注研究对象的前世今生。学术界在此方面已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如程章灿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论及的张衡、蔡邕对建安赋的影响。韩高年注意到两汉咏物小赋的体式演□，将对建安赋发生重要影响（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巴蜀书社□004年版，第□□7-□36页）。至于汉代神女赋、止欲赋对建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的影响，相关论述较多。马黎丽君此书绪论及有关章节多有提及，她本人亦注意及此，如在讨论建安赋对汉赋讽喻规劝传统之疏离的同时，指出陈琳赋在道德劝谏方面的苦心孤诣。如认为建安校猎赋在继承汉代校猎赋基本特点的同时，呈现出较大的创作自由度。如指出建安咏物赋和汉代咏物赋对所咏对象都有夸饰美化的特点，建安赋甚至对丑物如蝙蝠与蚊子生出谐谑的审丑倾向。但这样还不够，主要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向更深层次询问答疑。学术研究应尽量在知其然的前提下，揭示其所以然。我曾经提出，汉代乐赋除《舞赋》外，全是以描写乐器为主。魏晋乐赋在继承汉代乐赋的基础上，有推重清音的趋向，并以清和之美为清音的基本特征，飞扬飘逸为清音的独具性格，空灵闲静为清音的审美追求。魏晋乐赋又有清浊相济、浊显清美的特点。这些与清议向清谈的转□、重意风气的逐渐形成攸关，与作家的心境兴趣转□攸关（参见拙著《魏晋作家创作心态研究》第十四章，贵州人民出版社□004年版）。把握一个时期作家群的创作共性及其导因，我看重环环相扣、渐入佳境的研究，虽未必至，心向往之，并以此与马黎丽君共勉。希望能在她今后的研究中再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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